吐谷浑是西晋至北宋时期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中的一员,源于慕容鲜卑,属于东胡系统。吐谷浑在历史上活动长达7个世纪之久,不仅本族历史内容丰富多彩,而且也与周边政权及民族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和交融,深度参与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古代多民族历史文化的创造者之一。研究吐谷浑历史,对于更为全面地了解西晋至北宋时期的北方民族有着不可或缺的学术意义。研究吐谷浑历史的学术成果颇丰,以往的研究成果基本理清了吐谷浑历史的发展脉络。若要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入,就要对古今中外学者关于吐谷浑的史料、族名、政治制度、经济类型、文化习俗、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作系统梳理与评析,以求对今后的研究贡献一点力量。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对汉文文献中的吐谷浑基本史料进行比较和辨析略有不足,这是必须重视的基础工作。可以认为,《宋书》《南齐书》《梁书》《周书》《隋书》《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等正史中的吐谷浑专传,属于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吐谷浑史的一手史料。今本《魏书·吐谷浑传》与《北史·吐谷浑传》的异文保留了《魏书》散佚前的部分原貌,是今本《魏书·吐谷浑传》中最具价值的内容。《宋书·吐谷浑传》在整个吐谷浑历史文献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后世史家在介绍吐谷浑早期历史时,大多据之增删或改写。《晋书·吐谷浑传》的形成时间虽较晚,但却是现存吐谷浑专传和专条中史源较为原始的吐谷浑专传之一。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汉语音韵学、民族史语文学等方法,对“吐谷浑”“退浑”“吐浑”“吐谷”“浑”等名号的读音进行了考释,构拟这些名号的读音,对“阿柴虏”“赀虏”“河南”“阿赀虏”“野虏”“va-zha（A-za）”等名号的含义进行研究,或对族称认识有所裨益。实际上,“退浑”“吐浑”“浑”“吐谷”皆为“吐谷浑”的急读和简称,“阿赀”与古藏文A-za（也转写作va-zha,汉译为“阿夏”）皆属于对“阿柴”名号的同音异译。“阿柴虏”“赀虏”“阿赀虏”“野虏”为一些入居河西的鲜卑人的姓氏,也用来作为对吐谷浑的贬称,但对“吐谷浑”这一名号含义的释读要持谨慎的态度,在没有明确的直接的释义记载的情况下,不宜轻率下结论。吐谷浑作为汉化程度较高的慕容鲜卑的后裔,形成了以父死子继为主的汗位世袭制,并先后仿照西晋及北魏制度建立一整套多元官制。具体而言,在伏连筹之前,吐谷浑仿照西晋的王国属官制度设立了以长史、司马为元辅的中央官制,地方政治体制则属于部族制,呈现出胡汉杂糅的特点。伏连筹继位后,其政治制度有了一个大的变革,仿照孝文帝改革后的北魏官制设立了以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为中枢的中央官制,地方政治体制亦由部族制转变为封建制,并且还制定了简单的刑律。吐谷浑的经济类型具有以游牧经济为主,狩猎业、手工业、农业和商业多种经济并存的特点。其中,游牧业为吐谷浑人提供了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始终是吐谷浑最主要的经济类型,在其经济结构中占有支配地位。狩猎业在吐谷浑人的生产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除补充衣食之需外,还具有娱乐和军事训练的功能。手工业是游牧业的辅助行业,为吐谷浑人提供了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军事装备。农业亦是吐谷浑的经济类型之一,但并不是吐谷浑人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商业在吐谷浑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使其游牧经济呈现出了浓重的商业化色彩。在鲜卑文化、汉文化、羌氐文化、西域文化的影响下,吐谷浑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适应自身社会发展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习俗,创造了颇具特色的文明成果。形成了以肉酪为主、杂以其他食物的多样化的饮食习惯,典型的鲜卑特色的服饰文化,以窃婚为主的婚姻习俗、以土葬为主的丧葬习俗和以原始萨满教、佛教、狮子崇拜等为主要类别的宗教信仰。吐谷浑的自我政治定位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显著的区别,从“正统”王朝的藩属到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的游牧汗国,再到唐朝的藩属,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其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也随着其自我政治定位的改变而不断变化。整体上来看,与南朝政权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朝贡关系。在北魏统一北方后,吐谷浑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臣属于北魏,但是在政治认同上其并不认同北魏。在伏连筹可汗之后,吐谷浑的自我政治定位发生了变化,其君主不再以中原正统王朝的藩王自居,而是以游牧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可汗”自居。这种思想反映在对周边各族和政权的交往中表现为利益先行和左右逢源,运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巧妙地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以求实现利益最大化。在被唐朝灭国重建后,吐谷浑的自我政治定位再次发生了变化,一直以唐朝藩属自居,展现出了浓厚的属国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