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修律以前,传统旧律中并不存在系统的侵占罪罪刑体系,以及近现代意义上的侵占罪罪名。侵占罪作为一种独立的罪名首次出现是在1907年《刑律草案》之中,民国初期,侵占罪立法在《暂行新刑律》中得到延续,成为规制民国初年侵占财产犯罪行为的重要依据。据以往研究可知,侵占罪的引入与发展,及其在民国初年的地方司法实践,尚有待深入的研究。1907年《刑律草案》中的侵占罪系指擅自处分或领有自己所管有他人之物的犯罪行为,这一立法效仿了日本《改正刑法》中“横領罪”的规定。然而侵占罪并非是完全来源于外国的新罪名,传统旧律中“监守自盗”、“盗卖田产”、“费用受寄财物”、“得遗失物”条已见侵占罪之雏形,因此,这一新的立法是德日刑法理论对中国传统旧律相关规定的改造。在这一改造过程中,侵占罪与盗窃等其他财产犯罪以及民事、行政的规定彻底区分开来,而且侵占罪的罪名也成为刑法专业名词被赋予新的内涵。侵占罪的这一立法变革为民初的司法实践提供了依据,而《龙泉司法档案》中侵占罪的案件材料却体现出该罪司法实践与立法的差距:侵占罪案件起诉方式的多样性、传统诉状叙事背景下侵占用词的多样性、侵占罪构成要件的适用模糊,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侵占罪实践从程序到实体的复杂性。这一复杂性也为案件的分类带来一定的困难:侵占罪立法以占有权原为依据,将侵占罪进一步划分为普通侵占罪、业务或公务侵占罪、侵占遗失物罪三个子罪名,其中业务或公务侵占罪以管有关系具有特种公务、业务而言,侵占遗失物罪以侵占脱离占有物为要件,因此后两者相对于普通侵占罪具备一定的特殊性。由于在民国初年龙泉的侵占罪案件中尚未发现侵占遗失物的案件,而以管理地方公益事业的董事为被告的案件在构成要件上并不完全满足公务及业务的要求,因此基于司法与立法的差距以及董事侵占案件的职务性特征,我们将侵占罪案件划分为普通侵占罪案件和职务侵占罪案件。在这两类侵占罪案件中,侵占罪法律并未得到完全刑法意义上的适用。尽管立法者煞费苦心地将侵占罪与盗窃等其他财产犯罪、民事、行政规定区分开来,但是民初龙泉的司法实践与立法存在着极大的鸿沟,其不仅表现为少量侵占罪案件被当做盗窃、诈欺案件来告诉与认定,更表现为大量的普通侵占罪案件中民事与刑事责任认定与承担的混同,职务侵占罪案件在审理方式上行政与刑事的混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近代立法中“刑民分立”的取向是造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在此背景下,虽然在立法上侵占罪案件的性质由传统的“民间细故”转变为“轻微刑事案件”,但由于民初侵占罪立法尚不完善,且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龙泉地方社会中,其作为细事的社会危害性并未改变,导致侵占罪与民事违法行为存在交叉与竞合。其二,民初县级行政与司法尚未完全分立,审判官在案件中身份的重叠及其解决纠纷的价值取向也对案件的“非刑事性”审理造成了影响。其三,当事人的社会构成及其对诉讼策略的运用也会影响案件的审判,当事人为了更大程度地获取诉讼利益,往往利用侵占罪法律对一些微小纠纷提起刑事诉讼,并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施加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县知事的“非刑事性”审理是对案件中社会构成和诉讼策略的一种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