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现象”与“赵树理现象”在笔者看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个特殊现象,两个从乡下走出来的创作者,都是以故土作为自己创作的根源。一个是在非官方意识形态的推动下而被广大研究者和读者所熟知,形成“沈从文热”,另一个则是被官方政治意识形态推上主流文学的中心,形成“赵树理方向”。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沈从文与赵树理作品的读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两者不论是主观选择还是客观效果,他们的文学创作作为大众典范的意义是无法忽视的。本文选择文学大众化作为理论框架。来对沈从文现象与赵树理现象进行对比研究。论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对于本文的理论框架文学大众化进行了阐释。文学大众化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自从“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文学大众化始终如影随形般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题之一。文学大众化肇始于晚清的“兴小说”与“倡白话”。“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陈独秀倡导了白话文运动以及平民文学的理论。30年代的大众化讨论力图培养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意识。毛泽东时期,文学成为了团结群众、教化群众、打击敌人的武器。文学大众化这一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众化和精英化一直存在着逻辑悖论。不管是从文学的创作还是文学的欣赏角度来说,大众化都是难以实现的,大众化更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用以达成自身目的的一种工具。第二章通过沈从文与赵树理的相似性研究来阐释两人的创作的大众文学的典范意义。他们同是自称乡下人；所受的教育程度都不太高；作品的取材都来自于自己的故土,都力图营造出一种脱离苦难的世界；同时都采用了民间叙事模式,缺乏宏大叙事；他们虽然所处的创作时代不同但背后的人文背景是相似的；同时他们在思考“现代文明”、“民间立场”方面对于现代文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创作对于文学大众化是成功的实践。在本章还探讨了沈从文与赵树理作为现代大众文学的典范意义。第三章从文学的接受以及研究的角度对沈从文与赵树理的艺术沉浮进行了梳理。在沈从文接受度很高的时候,赵树理是被遮蔽的,但当“工农兵文学”提出之后,赵树理则备受推崇,被推举为“赵树理方向”,一时风光无限。此时沈从文则基本上是处于与时代游离的状态。但随着革命文学规范的不断深化,赵树理也不可避免地被逐渐边缘化了。而沈从文从四十年代中期到文革结束,基本上都是处于沉寂的状态。新时期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对他们二人的认识和评价都不断深入,对于两者创作的意义与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有了重新的认识。第四章,探析了沈从文与赵树理评价的历史误差产生的原因。沈从文与赵树理的创作有众多的相似性,但是他们一个是被归于知识精英的定位,而另一个则被主流意识形态推为大众典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就笔者看来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探究原因,一是因为时空的差别,不同的时间点上审美期待的差异以及两者在空间地域上的差异。二是因为审美个性的差异。两人呈现出一“俗”一“雅”泾渭分明却又都充满中国风味的审美个性。结语部分对沈从文赵树理从一俗一雅两个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沈从文与赵树理虽然在身份上一个是知识精英,一个是大众典范,但是他们都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进行大众化实践的作家。他们用不同的形态延续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获得读者的认同,同时又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样一种影响或显或隐,都会对当下乃至以后的文学创作都起到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