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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张慧瑜
时 间：2013年6月20日
地 点：中国艺术研究院334会议室
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当代大众文化中的美国想象。从题目看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当代，一般来说，当代有两种用法，一种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当代”指与现代中国不同的社会主义历史；另一种是1978年以后，指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第二个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是9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在大陆逐渐兴起的，目前已经成为最主流的文化形式。第三个是美国想象，美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而是代表着一套价值观和生活理念，甚至我们经常所说的“西方”、“世界”，其实基本上指的就是美国，大家对美国都不陌生，美国就像一个售楼处的样板间，是某种理想的范例展示。
选择这个主题，与今年上半年的几部国产电影有关，分别是《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和《中国合伙人》。这几部电影都是中小成本，投资在5000万上下，票房却都达到了5亿或7亿以上，这在中国电影市场是很少见的现象。我个人最喜欢《致青春》。这三部电影都和美国想象有关。《北京遇上西雅图》直接向1993年的一部美国电影《西雅图夜未眠》致敬，一部美国电影能够如此内在地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记忆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这部电影中的女主角不仅要从北京到西雅图，更要从西雅图到纽约的帝国大厦，只有在帝国大厦才能遇到真正的爱人。《致青春》里虽然没有美国影像，但女主角爱上的两个男人都选择去了美国，因为美国意味着男人的成功，意味着美国梦的实现。《中国合伙人》就更不用说了，整部电影的主题就是它的英文片名“American dreams in China”——美国梦在中国。这部电影让很多人想到1993年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90年代初期北京人只能去美国、去纽约、去曼哈顿实现美国梦，《中国合伙人》则告诉我们，其实在中国、在北京、在中关村就可以实现美国梦，不用跑那么远了。
1949年以来，美国是中国当代文化的很重要的参照，50到70年代，美国是美帝、纸老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大本营。1972年中美发表联合公报、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又成为蔚蓝色文明、西方文明的代表。这30年来，我们对美国的情感可以说是爱恨交织，很像恋人的关系。就像《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可是“爱之深，也恨之切”，1996年出现了一本书——《中国可以说不》，中国可以向谁说不呢？主要是向美国说不。到1999年出现了“五八”炸馆事件，《中国合伙人》也用了这个情节——他们把到美国华尔街上市，转喻为中国人争夺面子和尊严，这也是民族资产者经常讲述的爱国情。我的开场白就到这里，今天的主题非常宽泛，可以从电影、文学、思想、社会等不同角度来展开，请大家畅所欲言。
李云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从《北京人到纽约》播出，到现在的《中国合伙人》，正好二十年，我们可以看到这期间的种种变化。并且我们看现在的文学作品里对美国的想象，跟大众文化表现不太一样，就是说现在海外中国作家写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会有这样一些变化。首先，中国人现在去美国，不再是一定要融入美国社会，他会强调中国文化的一面，强调中国人在美国创业，改变美国的规则，从这样的角度去写。其次，在写到中西文化对比的时候，会更加重视中国文化，比如说讲中国人的亲情，讲中国人的那种人和人之间温暖的关系——这在80年代会作为一个负面因素来看待，比如“酱缸文化”、“黄色文明”等等，但现在是用一种正面的眼光去看，相对于美国来说，将中国文化当作另一种文化，也有其合理性。如果说80年代看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把美国看作文明，把中国看作愚昧，但是现在，至少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是我们跟西方的不一样的另一套价值观、人生观，会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呈现。但这样的倾向，在这几部电影里没有表现出来，我们可以作一个对比。
另外值得深入讨论的是从90年代以来直到现在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刚才慧瑜也提到几个关键点，比如说《中国可以说不》，99年的南斯拉夫炸馆事件，还有2008年奥运会前后的事情，还有《中国不高兴》，这样一些重要事件，也勾勒出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脉络，一种逐渐清晰的意识。首先是在知识界被提出来，然后在社会领域里逐渐被大家普遍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怎样看待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也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我们怎么看中国民族主义将来的发展。我们在重建中国在文化上的主体性的同时，对民族主义可能的负面因素——比如以民族主义遮蔽阶级分野，或者民族主义转化为帝国心态——要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和反省精神。
张慧瑜：我觉得云雷说出了今天谈论美国想象的一个大背景，就是中国崛起，正是因为中国崛起才会出现中国人和美国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区分的问题，这也涉及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问题。
石一枫（《当代》杂志社）：这几部电影我还是比较喜欢《北京遇上西雅图》。从电影技术的层面，我觉得做得它最好。同时它也带来了一个看待美国和中国的新视角，这种视角新在哪里呢？我们也可以从比较早的作品来梳理一下。
简单说就是中国人写美国的作品。最早流行的像《北京人在纽约》，还有《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在90年代初期特别被中国人喜欢，当时我记得《北京晚报》还专门连载了，一下子引起了很大轰动，很快姜文就拍了电视剧。那个时期的文学也好，影视也好，所表现的美国，往往立足于一个基准点，就是“告诉你一个真美国”。80年代的时候，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美国，但是我们不知道美国是什么样。《北京人在纽约》也好，《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也好，这些东西都号称“告诉你一个真美国”。
过了一些年，到90年代末，2000年前后的时候，告诉你一个真美国、一个真日本、一个真加拿大——这种意义上的作品，像一阵风过去了。那时候反映两种文明、两种价值观之间冲突的作品很多。也有一些电影，像梁家辉演的《刮痧》，李安也拍了《推手》。文学作品也有一些，严歌苓那时候还写过《无出路咖啡馆》、《吴川是个黄女孩》等中短篇小说。 最近这些年，中国人看美国的视角就更微妙了。我没去过美国，我老婆前半年出差去美国，我说怎么样，好不好？她说那个国家真是好得不得了，什么好呢？她说自然环境真好，我说除了自然环境之外还哪里好？她说那就没什么好的了，跑到美国的商店一看，比三里屯差远了。现在很多中国人对美国是这个感受。觉得美国不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国家，就是一个大农村，田园式的美国，这很有意思。
再回到《北京遇上西雅图》，我有个浙江大学的朋友王俊说过，这个电影的特殊性在于，它告诉你：一个中国人靠技术、勤劳过一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式的、典型的中国式的理想生活，在北京是实现不了的，在中国是实现不了的。在中国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巨富，或者被人踩在脚下，像蝼蚁一样；而在美国是有这种可能的，靠勤劳智慧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在这里，美国梦不是代表财富，而是代表安定，代表人与人之间祥和的关系，代表文化上的自由与宽容，当然肯定还有尊严。
这很复杂，也很有意思。中国反而变成了资本主义最前线的战场，刺刀永远在见红。你想要温情吗？想要安定的生活吗？那你就去美国，这是这个电影对美国的新看法。
短短的30年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对美国的认识总在变。72年觉得天要塌了，到79年上海来了一个NBA球队访问，上海人围着满街跑，看这些外国人为什么长得都那么高，都两米，再到80年疯狂的向往美国，再到“我要知道一个真美国”，再到发现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对立的文明，然后再到今天这种更暧昧、更复杂的观念。这个过程其实是中国人在认识自己，尤其是近30年来，中国人仿佛只能通过美国来认识自己。
张慧瑜：一枫说的中国人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理想，其实是典型的美国中产梦，我同意一枫对《北京遇上西雅图》的解读，在中国无法实现中产梦，所以去美国找中产梦。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美国梦的两个层面，一个就是个人奋斗，成为奥巴马、比尔·盖茨式的成功者；第二就是中产梦，就像文佳佳所向往的，一个大房子、一个爱她的男人、两个孩子、两条大狗的生活。
王维佳（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这几个电影我都看过，但是我没受过专业的文本细读训练，所以可能从别的角度说一说。我觉得刚才几位谈到中国和美国的这种文化景观上的二分，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如果说冷战的时候是完全可以建立这个二分的话，那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中美的大众文本和知识分子的讨论，能否仍然建立起二元对立式的东西，恐怕要打个问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在文化上我们仍然把美国看作一个异质的领域，但是经济层面我们是已经完全连接在一起了。我接着云雷刚才的讲，近些年来在很多中国电影当中，开始有民族自我认同的元素出现，就是讲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美国文化价值的特殊性这种文化上的对立。近来一些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讲到冷战前后的变化都很有参考价值，比如南希·弗雷泽讲现在的族群话语从原来的再分配的政治，变成了一套身份认同的政治。20世纪我们讨论经济分配制度、阶级问题等等，到了八九十年代之后，我们开始用一套民族身份认同的方式来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这里面文化的认同脱离了历史和经济的基础，现代性的政治就遭遇了强大的挑战，不管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除了有国别、民族的差异外，都有另一层意思，就是都是在做梦，这个梦很少和现实的全球经济基础对话。中国人做中国人的梦，美国人做美国的梦，但是这个梦都没有回到与经济连接的这个现实的基础之上。
所以我觉得不同文化，包括对美国的认识，包括在讲中国人的电影当中，强调中国人的这种特殊的文化符号，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当然现在看全球政治当中都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比如加拿大魁北克问题、西班牙巴斯克问题等等，都出现以民族身份认同代替那个经济层面的或再分配层面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一整套进步、平等的现代性话语都被文化身份认同的话语替换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今天我们讲美国梦和中国梦的对立，已经完全把它们看作文化景观上两种不同文化的对立了，而没有再去深挖经济结构，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不具备文本细读的能力，所以还是特别希望听到做电影研究和文学研究的朋友在细节上提供能激发灵感的东西。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我说两句。我觉得理解今天论坛主题的关键，就是把握美国的两面性。在不同的时代，可能会有所侧重，甚至孤立地强调美国的某一方面，但其实应该辩证、综合地同时看到这两个方面。美国，一方面是一个资本帝国、一个国际霸权，但同时另一方面，它还代表创新精神、自由平等——自由平等这个方面，如果与当时18、19世纪仍然带有一定封建性的老欧洲相比，就更显著。我们在1949年以后，一直到70年代，对美国的认识就是把美国等同于美帝，这种主流叙述当然不错，但只抓住一个方面，这样就经不起时间检验。后来中美两国恢复接触，特别是中美建交、改革开放之后，信息越来越丰富，美国就会呈现出另一面，并且颠覆之前片面的叙述，造成过去的主流叙述和主流意识形态土崩瓦解，迅速从一面切换到另一面，于是美国又变成了一个集中了所有人类优点的、通体光明的神一样的国度，这种叙述又主导了我们30多年。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经历了正反两个方面，要有一种更综合辩证的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包括对西方的认识也是这样。西方走出中世纪，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经过商业革命、工业革命，确实创造了很多人类的价值。美国的两面性，从美国梦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梦的基本含义，就是在旧的欧洲体制之外——包括旧欧洲的等级制度和宗教禁锢之外，在一个新的广袤大陆上，个人凭借自己的勤奋、才能和机遇就能够获取财富和成功。与旧欧洲的旧体制相比，这个美国梦当然包含积极的进步的内容。但另一方面，美国梦的背后又必须有它的物质前提，这就是北美丰富的几乎是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我们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1.35亩，这还是前两年的数字，现在更少。相反，美国刚建国不久，就出台了一个《西北法案》，规定土地价格是一英亩一美元，一英亩相当于中国6亩出头，但即使这个几乎等于白给的价格，由于要求一次必须买640英亩，美国移民都觉得贵，所以就自由占领。到1862年内战期间，林肯又颁布了《宅地法》，规定只要交10美元手续费，每个成年男子就可以无偿获得160英亩耕地，相当于咱们的大约1000亩，连续耕种5年就可以成为私产。这样丰富的土地资源，当然是由于基本灭绝了原住民的结果。到后来美国成为霸权国家，更是面向全球汲取财富。 所以，美国梦有几乎无限量的物质资源作为支撑，像中国这样人均资源极为有限的国家，由于环境约束，美国梦是搬不来的。所以美国梦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后一面恰恰成为前一面的前提。美国梦的例子说明，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综合辩证地理解美国。我特别不赞成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是我们都熟悉的现象，八九十年代特别崇美、崇洋，到这几年突然又变成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很难看出他的思想逻辑在哪儿，这说到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我们应该极力克服这样的思维方式。
王维佳：这个美国梦的历史，就是在19世纪中期，包括实行《宅地法》的时候，有一个平分土地的过程。当时托克维尔访问美国，他所讲的美国式民主就是19世纪中期的状态，是一个小业主共同体的状态，这个社会基本上是平等的。但是到了19世纪后期，我们今天讲资本下乡，实际上美国当时搞的就是资本下乡，土地先被国家买断，再卖给东部金融家。大资本利用铁路、矿产、林业公司在西部落地，形成大量土地垄断。由此又产生了农民进城，从自由劳动变成工资劳动。所以实际上，托克维尔死了之后，他所形容的那个美国式的民主就不存在了，变成了一个高度垄断的经济和政治形态。所谓的工业革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没有土地和资本的垄断，不可能有工业革命。之前讲的美国梦是平等的，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际上美国梦变成了一套科学进步和发展主义的话语，是斯宾塞式的进化主义，已经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平民社会的东西。
今天看美国梦，它在19世纪末的时候，现实基础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那时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度垄断的或者是资本非常集中的社会形态。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多数国民由原来的自由劳动状态，即我能够把握我自己的劳动过程，转变成了工业革命之后的工资劳动状态。中产阶级变成一个大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一个以工资收入为主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美国梦的现实基础，其实是在不断变化当中的。如果我们把美国梦看成是托克维尔讲的天然平民社会的小业主共同体的美国梦的话，那么它早已不复存在了。然而在当时美国大众文化当中，却特别强调原来小业主的奋斗精神，这时美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通俗作家叫阿尔杰，他的大量小说都是讲个人奋斗成功，发表在流行的报纸上。然而讽刺的是，当时实际上正是一个垄断集中的时候，个人奋斗越来越不可能的时候，大众媒体反而整天在讲个人奋斗怎么成功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历史过程挖掘出来，可能对当前整个大众文化所营造的种种观念，比如所谓美国梦，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蒋晖（北京大学中文系）：我去纽约学习了8年，后来又到夏威夷工作了两年，所以和大家比，可能多了一点切身感受。有一点大家都没有说，即美国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因为美国的差异性太大了，美国的内部无论是从社会结构，还是从地域政治来说，差异都特别大。美国内部的差异性非常大，我不知道中国当代文学对美国形象的塑造是否体现了这些差异。我们老是把西方想成一个整体，把美国想成一个整体，实际上差异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第二个感觉我们现在在谈美国梦，方式可能会非常不同。也许在过去，中国社会本身没有严重分化，想象美国的方式大致相同，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社会分化严重，人与人差异非常大。我们有富人，还有很多出了国的人，我们同样也有农民，还有打工妹，他们对美国的想象会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只有一种美国想象，而是多种不同的美国想象。在讨论中国的美国想象时，需要对这些多样性进行阐释。比如，打工作家王十月写过一个小说《国家订单》，还获了大奖，他对美国的理解就和知识阶层非常不同。这是我的第二个看法。
我还有一个看法，中国自我意识的崛起和拥有国际主义精神是不相互违背的。也许我没听清楚，在慧瑜刚才的发言里，似乎隐隐含有一种线性历史观。即我们80年代崇美，现在有自信了，从崇美变成了自我崇拜，并多少有点看不起美国。换句话说，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就必然排斥非中国的东西，我不太同意这个预设或者观察。我的看法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是可以并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也可以共存，它们之间不构成相互排斥的关系。不一定我是民族主义我就要排斥国际主义，我是国际主义我就要排斥古典主义。为什么呢？我现在教美国的小说，主要是教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在美国和英国的小说史当中具有重大意义，代表整个文化的转向，是英美小说理论最主要的奠基人。但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从小就不喜欢美国，他就要往外面跑，詹姆斯游历法国和意大利，体现了要超越美国文化的国际主义精神，但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在美国，恰恰是美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苏醒的时候，恰恰是美国的身份开始形成的时候。也就是说，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仔细看詹姆斯的小说，你会发现其实他写的是美国文化，只不过他是想改造美国，他是以他的方式追溯美国现在的所有文化认同。因为在当时就两个人特别有影响，一个是马克·吐温，马克·吐温代表本土文化；另一个就是詹姆斯，他走的是洋路线，他的语言文字特别典雅。这两个人其实都构成了美国的大的传统，互不妨碍，并不是一定马克·吐温的路子就是民族主义的路子，美国的民族主义里面有国际主义的精神，这个国际主义本身就变成了民族气质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你会发现整个欧洲民族兴起的时候，大量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都要去意大利，去接受古罗马文化，都要去那儿接受教育，途经几个月的旅行才能到达罗马、佛罗伦萨去接受古典教育。詹姆斯的小说基本上都是女主人公，一个美国女孩子想得到好的教育，就去罗马。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寻根运动，而这个寻根运动也恰恰出现于美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时期，并不互相排斥。所以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保守主义倾向，从我们传统文化里挖掘现在的东西，和我们更加西化的国际主义主张，实际都是构成了我们民族主义内涵的不同侧面，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它们是一个综合的有机的结构。这是我第三个想说的，都是很零散的观点。
祝东力：蒋晖所说的是美国真相，我们讨论的是美国想象，这并不矛盾。我们在论坛标题里用了“想象”概念，这几年学术界用得很烂，基本上用想象代替我们传统说的知识或者认知，已经几乎可以互换了，什么都是想象，其实这是一种不太好的学风。特别是有很多搞文学研究出身的，喜欢用想象这个词。但这个词用在我们的标题里还是比较贴切的，因为中国与美国隔着太平洋，隔着不同的传统、制度、意识形态，或者说隔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在大众文化里，确实对美国不是一种理性认知的态度，而是一种想象的状态。 王磊（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之前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我觉得“想象”比“形象”好，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我觉得“想象”更丰富一些。我一直在琢磨一个想说的话题，就是从这个题目出发，谈所谓“当代”大众文化，我想这个“当代”基本上还是78、79年之后的30多年，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个时间段的大众文化。用“美国想象”而不用“美国形象”，是因为想象是有层次性的，起码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理想、参照和追求，另一层次是虚构和幻想。30多年来，在中国一直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是第一个层面，美国一直是一个理想的、值得参照和追求的目标。比如说《中国合伙人》里面的情节非常有意思，剧中主人公在美国明明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很悲惨，但当他回国之后仍然源源不断把大批青年人输送到美国去。他们的意图在哪儿，是故意使坏吗？我想应该不这么简单。或者说他们完全是为了个人财富、个人成功去忽悠那些青年人？这也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仍然相信对美国的想象，对那种制度和价值观有着根深蒂固的认同，不反思、不怀疑，他们的美国想象还是在一个理想、参照、追求的层次，其实质还是对美国梦的想象，而对其中的虚构性和幻想性却选择性地遗忘。
但是毕竟过了30多年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关于美国想象的第二个层面，其虚构性和幻想性，越来越多受到关注和反思，这也是当代大众文化对美国的态度开始复杂起来的原因。今天我们对美国的态度，不再是单纯如80、90年代那样一味地相信，以及作为一种理想去追求，而是有一种自我反思的冲动在里面。对美国想象的幻想性和虚构性的反思，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生长点，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来讲，我们的一个时代课题、时代主题，就是如何超越美国想象。关于美国想象的理想层面和幻想层面都是应该超越的，那么这个超越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当代中国需要有一个新的世界史视野，或者一个新的中国梦，它的基础不应当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及其文化与政治想象，而应该强调一种不同的政治经济秩序和道路。我们要有一种新的中国想象，有一种反思500年来世界史格局的、面向未来的世界史视野，由此展开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创造。也许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对待美国的文化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美国想象，但是二者间政治经济的根基却是不同的。两个30年过去了，我们需要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建立起真正有中国风格、气派的新制度和新文化，从根本上真正超越美国想象，超越既有的、看似不可撼动的世界文化逻辑。
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我个人觉得无论是美国想象，还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美国，与我们其实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无论我们对美国是接受还是排斥，说到底都是对自我的评价问题。
美国形象最早出现，是八国联军里的那个美利坚，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一般中国人的视野当中。随着美国在全球格局中逐渐前移，作为后发国家，美国形象也一步步成为我们的参照。后来包括在国共谈判的时候，当时中国共产党以美国为模板来论证建立联合政府的合法性，而国民党政府是以苏联为标准来论证一党政府的合理性。从50到70年代，大家都提到了那个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国就是那只最大的纸老虎，我们跟这个纸老虎打了两仗，直到1972年，改革开放的前景开始出现在历史地表。
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美国，其实就是我们自我镜像的一个参照，所以正如对他者的评价就是对自我的评价，美国这个文化符号，也并不是那么外在于我们自身的文化结构，而是内嵌于我们的自我认知之中，只不过区别就在于有的阶段挣扎些，有的阶段安静些。所以自从我们被拖进现代以来，关于美国形象、美国想象，与其说是我们对美国的认知、了解不够全面，不如说是我们的自我认知在不断变化、翻滚。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我小时候给我形成很大冲击的一个例子，就是91、92年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在美国买土地的广告——无疑那是一个骗局，就是骗中国老百姓花很多钱在美国买硬币或纸币大小的土地，北京和全国很多人都为了买这么屁大点土地，花上了几万、几十万，甚至更多的钱。后来记者采访那些上当的人，他们的理由很可笑，就是觉得将来孩子出国能方便一些。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的是，在咱们的文化中，可能在内里并没有那么强的反美情绪。这可能和日本的情况相反，汪晖也提到过，日本的反美情绪实际上是很内在的。我觉得这还是和咱们的文化现代性息息相关，在我们的自我认知当中，美国形象始终是一个重要参照。打个比方，我们对美国的认识是否是盲人摸象？问题出在我们自身，怨不得别人。
张勇（北京电影学院）：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谈。因为我是电影学院的，特别想从电影思维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进行美国想象，以及我们怎样进行美国想象。对于观众来说，电影首先是一种奇观。在电影诞生之初，这些不同的地域风景，满足了观众对不同地域想象的需求。进入商业化体制后，美国电影不断向世界输送它对于欧洲、非洲、亚洲的想象。近几年，美国大片则不断想象中国，其动力是中国的票房市场，《阿凡达》、《2012》等都拍了中国风景，一方面满足了电影叙事特别是科幻叙事对中国景观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成为赢取中国票房的重要元素。
我们知道中国元素有三种：第一是中国明星，第二是中国风景，第三是中国题材。在中国题材上，像《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即便不说在中国吃了亏，起码操作难度比中国风景大。中国明星像范冰冰在《钢铁侠3》里打了酱油，中国观众对此有诸多垢病。但是中国风景往往能得到我们的认同，因为风景比另两个元素更容易融入到电影文本中，各式各样的风景能融合不同类型的需求。这几年中国类型电影也逐渐学习这种取景方式，比如说《杜拉拉升职记》在泰国取景，《将爱情进行到底》在法国取景。这种取景方式，像老师们说的，说明中国在经济崛起之后，不再局限于本土视域，而是希望通过跨越边界的想象来寻求新的文化自信，进而重构文化版图。
这种想象同样经历了一个过程，就是从奇幻到叙事。像《杜拉拉升职记》、《我愿意》等，仅仅把那种域外景观当做一个奇观化、符号化的元素。那么从《北京遇上西雅图》、《泰囧》到《中国合伙人》，域外景观做到了真正融入叙事文本。比方说，《北京遇上西雅图》，既要完成一个制片人交代的命题作文，就是作为一个《西雅图夜未眠》的中国版本，但同时进行了中国式改造，我更关心的是如何改造。第一，我觉得是向经典致敬，那么这里面就有一批既定的观众，我们在座的基本都看过《西雅图夜未眠》，我们对熟悉的东西会本能地产生认同，我想如果北京遇上的不是西雅图，而是香港、台北、上海，那么这个故事就没什么新鲜度。所以只要一个常规的文本，如果能在国外取一定的景，能有效地融入到叙事里面，那么它的票房是很容易实现的。像《杜拉拉升职记》、《泰囧》票房都很高，首先在宣传上它们就有噱头，比如说我们在哪里取景。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进行文化上的开发，像《泰囧》开发了佛教文化。《中国合伙人》里面的视点又有一些变化，变化在于它与美国空间构成了一种若即若离的互文关系。在电影里面，成东青说他最想去的地方是天安门为大家所笑话，因为那时候他周围的人都想去美国，美国在那时是一个想象的空间、想象的能指。在随后的叙事中，他班上那些最优秀的同学都在美国混不下去，他们的美国梦没有实现。之前的那些电影中的国外场景基本上是优越的、幸福的，而《中国合伙人》里面的美国不能不说是颓废的，至少不那么光彩鲜丽，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好好解读的。 我想谈的第二方面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如果我们试想一下《北京遇上西雅图》，如果不是在美国拍，那么它的被接受程度是怎么样的？比如“小三”、“同性恋”、“知识移民”等话题在中国是非常敏感的，如果你在北京拍，争议性就会特别大，但是如果移到国外去拍，就能缓和这种矛盾，既能传达出现实主义的指向，又能更好地契合观众的神经。因此，将一些敏感形象和敏感话题嫁接到国外空间中，不失为一种好的策略。
朱善杰（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其实，在历史上，早期的美国梦，伴随着一个血腥的掠夺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浪漫和美好。美国梦是逐渐撇掉血迹，摇身一变，才成了今天我们所了解的样子。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大梦”，与民主、自由、平等等美国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另一个是“小梦”，与每个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即人们相信政府和社会能够为个人发展提供比较好的机会，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能够梦想成真。在当代大众文化中，人们所追捧的就是这两种意义上的美国梦。
赞成刚才祝老师所讲的，蒋老师刚才的话是“认知”，而不是“想象”。他曾身在美国十多年，谈的大都是切身体验。因此，必须把“认知”和“想象”做一个“切割”。然而，大众文化心理和大众认知二者之间又不无联系。这方面应注意两点：一是我们的历史遭遇。我前几天第一次去圆明园，作为一个中国人，脚踏那片土地，自然而然会置身于一种被侵略、被掠夺、被烧杀的历史境遇中。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近代开始就是在被欺凌的世界格局中走过来的，在丛林法则下受尽煎熬。有过这样的惨痛历史遭遇，中国人迫切渴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能够“站起来”。1949年，我们实现了“独立”和“解放”的梦想。此后，我们以苏联为榜样，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可以套用式地说，当时的国人，有一个“苏联梦”。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1979年中美建交，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美国。1990年代，大众文化正是通过《北京人在纽约》等一系列影视作品，建构着中国人对美国的想象。
二是我们的当代现实。当代社会阶层的固化，也使人们对“美国梦”充满了幻想。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无数的中国人在全程伴随着，一时兴起了“奥巴马热”。其中，人们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奥巴马从一个美国社会底层的黑人凭着自己的奋斗，最终成为总统，也就是说，美国梦包涵着机会均等、社会提供从下向上自由流动的可能等内容。就此而言，美国梦是一个林肯的梦、一个奥巴马的梦、一个比尔·盖茨的梦、一个乔布斯的梦，等等。以上认知，使大众对美国梦不能不有所迷恋。
可是，大众似乎并没有认识到美国梦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一是前面提到的早期美国梦与掠夺的关系，二是当代美国梦不再强调依靠个人的诚实、勤奋等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同时应看到，美国梦仅仅是在美国法律和秩序内的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对外方面，它又难以与霸权脱开关系。因此，今天在讨论当代大众文化中的美国想象时，要注意把其放在一个历史过程中进行多方位的审视，做客观、辩证的认识和思考。
崔柯（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谓的“美国梦”其实投射了很多我们自己的想象。在美国社会中产阶级占据大多数，所谓“橄榄形”社会结构。但是这几部电影所反映的梦想，完全不是中产阶级梦想，而是一种跻身社会上层的成功梦。比如，《致青春》里实现美国梦的建筑家是和杨澜面对面的成功人士，《中国合伙人》的美国梦指向的是华尔街商业巨头。在当下的现实社会里，我们觉得能代表中国人形象的，往往是章子怡、姚明这样在《时代周刊》封面出现的人。其实这种梦想不全来自美国，中国古代读书人十年寒窗、金榜题名也是这样。今天所谓的“美国梦”，是一种成为人上人的那种成功。为解决生计，漂洋过海开个小饭馆，拿绿卡的这种中产阶级“梦想”，早就落伍了——《中国合伙人》已经通过孟晓骏夫妻在美国的生活否定了这种“梦想”。但这种高踞万人之上的成功是具有强烈排他性的，一旦这种价值观占据了主流，那么接下来残酷的狼性思维、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就可能成为社会共识，而所谓的青春、爱情、情怀，都是可以随时牺牲掉的。当然，我们所处的现实也很残酷，就像一枫刚才说的，“老婆孩子热炕头”过小日子的那种中国式的理想，在北京是实现不了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悲哀。
徐刚（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刚才崔老师说得挺好的，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我们看80年代的一些文学作品，比如那些留学生写的在美国的一些经历，包括最有代表性的90年代初拍成电视剧的《北京人在纽约》，里面表现了中国人在美国艰辛生活的一面，这也提示我们当年中国人出国的一个大环境。80年代对美国抱有浪漫的想象，但出去以后才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中国合伙人》也表现了这个方面，孟晓骏的女朋友是弹钢琴的，她和《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启明一样，王启明是拉大提琴的。为什么搞文艺的要往美国跑，可能有一些非常美好的想象，文艺范儿更想拥抱资本主义文明；也可能是那个时候计划经济的单位待遇不好，管制太多，而他们幻想着美国是不是有更多机会。但是去了之后才发现，这些东西根本用不上，他们和普通人毫无区别，只能非常悲苦地干一些涮盘子、洗衣服的工作。因此如果说当年人们出国在某种程度上是真正的自我奋斗和打拼，那么随着中国的成长，现在到美国去的人即便不是“富二代”，也很少会沦落到去领略生活的艰辛，因为与其那样还不如待在国内。
那么现在究竟是什么人在出国呢？我们看《北京遇上西雅图》会发现，美国成了贪官的“小三”或者富人的“二奶”用来生孩子的地方，一方面躲避国内的计划生育，另一方面也顺便混张美国绿卡。另外就是像吴秀波扮演的那个角色，他是阜外医院的大夫，在北京有非常体面的工作，却跑去美国给月子中心当司机。当然，他过的并不是艰辛的生活，因为他的老婆是一个跨国公司的上层，他完全是为了老婆才去美国的。在电影中，他被人称为“DB”，他跑到美国是去“吃软饭”的。因而如今跑到美国去的这样一些人，可能体会不到80年代作品中描写的非常艰辛的层面，当年在描写美国的时候，会呈现美国在人间天堂之外的一些阴暗面，展现自由民主背后的非常坚硬阴冷的现实逻辑，而现在我们看美国的时候，因为不会再去体验那样的生存经验，所以会重新把美国想象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好地方。包括刚才蒋老师谈到的，美国人有更好的环境、更好的教育，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而现在中国的有钱人、富二代、有能力出国的人是要去享受这些中国没有的东西。总之，现在去美国的人已经和当年的阶级构成完全不一样了，而中国也在发生变化。这是我的一个粗浅的想法。 冯巍（中国传媒大学）：我接着徐刚说一说，刚好我对作品的关注点跟你不一样。从1993年的《北京人在纽约》到2013年的《中国合伙人》，时间过了20年。如果考虑一下影视作品前期创作酝酿的过程，大体上就是关联了这么两个十年，20世纪的最后十年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20年对美国的想象，前10年、后10年有变化的一面，也有没变的一面。我们看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十年，恰恰是经过了改革开放政策前10年左右的酝酿之后，中国人最大程度发扬奋斗精神的20年。《北京人在纽约》也好，《中国合伙人》也好，它们的主人公就是在1980年代改革春风吹拂下的“奋斗的一代”。我们总是拿美国来做参照，不只是因为美国是所谓超级大国，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各个方面，还因为双方在文化心理上存在着很容易共鸣的方面，就是要不断奋斗。虽然每个人的具体目标不一样，但他总是在奋斗。
陈亦水（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当代大众文化中的美国想象”这个题目，有个一直让我很迷惑的现象，就是《中国合伙人》、《致青春》和《北京遇上西雅图》这三部电影，背后似乎都有很大的诚意去讲述一个中国故事，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通过美国想象的方式来完成？在《致青春》与《中国合伙人》中，电影人似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对青春、对过去展开怀旧。所以，现在的华语电影，是不是到了为新世纪之后的中国奇迹寻找合法性的时候，也就是说今天的英雄在讲述他们过去的成长历程？而这种寻找合法性的方式，却要借助讲述美国梦的策略表达。
我个人觉得，美国作为一个中国奇迹特别明显的参照坐标点，在《致青春》里面，就是学术狂人手中的那张留学通知书，这是个美国标志；在《北京遇上西雅图》里，就是部美国电影；到了《中国合伙人》中，美国就是一本英语辞典。的确，在方方面面，美国确实引领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追求学术理想、女性如何追求独立，还有教育家及商人如何追求成功。这就好比一个骡子前面吊着的一根胡萝卜，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国想象真的是一个追梦之旅。我们对自己的合法性、对中国奇迹的诠释，似乎无法在我们内部获得，我们只有从外部，通过一个他者的途径寻找到——尽管这个他者是高度内在化的。
比起大部分华语电影，《致青春》、《中国合伙人》和《北京遇上西雅图》拍得都很不错，这是肯定的。但是，我特别期待看到的是他们在80或者90年代是如何奋斗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也就是说，我特别想看导演们是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的。我发现，他们的叙事都比较跳跃，恰恰有意无意地避开了这一段。举个例子，在《致青春》里面，上一个镜头是这群大学生们毕业，下一个镜头就是女主人公坐在高级轿车里面，行驶在建设得很好的立交桥上，旁边是高楼大厦。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走到这一步的，恰恰这个过程是我特别想看到的，但是在电影中这一段完全没有交代。还有影片《中国合伙人》，当然很多人说它比《甜蜜蜜》拍得好，我持保留意见，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的镜头使用具有很大的强迫性，比如两个主人公互相拷问对方英语单词，镜头就摇来摇去，突然间推上去又拉回来，很多组合桥段都是这样，似乎导演在特别强烈地告诉大家说，你们看我们是怎么成功的。这种镜头语言传递出来的怀旧叙事，呈现出一种拒绝静下心来回忆过去的心态，显得有些急功近利。在这部影片里，讲述他们如何成功的过程，拍得就像一个MV，叙事节奏很快，音乐给得也很强烈，里面其实是缺乏过程的。所以，陈可辛这次的讲述方式有个特点就是，给你一个时间点，再给一个矛盾，然后告诉你这个矛盾如何解决，解决之后马上就到了他们下一个成功点的坐标了。整部电影好像有三个场景可以说是这种成功点的坐标，这可能是陈可辛故意安排的：最早他们三人开会的时候，会议桌是老式工厂的样式，差不多应该是80、90年代的那种老桌子；第二次开会时，就有点像咱们这个会议桌，进步了一点；第三次他们再开会的会议桌，设计风格就特别具有现代感——其实陈可辛可能是通过这种道具的设置来表明《中国合伙人》一步一步成功的各个节点。但是在整体叙事上，他们每次的开会场面，都是突然插进来的，也就是告诉你，我们现在成功到什么地步了。但是如何成为这个样子的过程，我几乎没有看到。
由此我在想，我们该如何叙述新世纪中国奇迹的政治经济逻辑。在电影作品中，显然是通过一个美国想象的方式表达的。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其它非美国国家的电影的话，中国电影在关于中国故事的叙述方面，还真挺欠缺的。比如说拿《中国合伙人》和印度的《三傻大闹宝莱坞》相比，马上就能看到，虽然《三傻大闹宝莱坞》这个电影也具有一定的美国想象，但是里面的文化主体性还是非常印度的。而《中国合伙人》到最后的结尾，就表现出用某种粗俗的、特别典型的雄性方式去表达“成功”，要以自己的名字做标牌来命名这个让他们感到屈辱的地方，这种格局有点小。所以，《中国合伙人》让我非常不满足的地方，就在于它并不是怀着一个安稳的、成熟的心态，充满自信地讲述往昔的奋斗，反而是以一种迫不及待的焦虑心情想告诉别人，我要成功，我要怎么样。
还有一个对比，是《致青春》可以和2001年韩国喜剧片《阳光姐妹淘》相比较。《阳光姐妹淘》讲的是7个韩国女大学生，90年代在首尔上了大学，然后相约很多年之后在某一个地方见面。在见面过程中，女主人公不断回忆起她们之间的友情是如何建立的。实际上，回忆青春的过程，几乎就是在呈现90年代以来的韩国政治、经济以及种种社会文化的历史记忆，所以等到这7个阳光姐妹淘相聚之后，影片就结束了。我特别感动，可以发现韩国人真的是特别认同自己的这段历史，当然其中不乏批判和反思，但起码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是非常清晰的。可是无论《致青春》，还是《中国合伙人》，这种对于中国故事的想象，这种怀旧，我觉得有些分裂，以至于《致青春》的开头以一个魔幻式的方式来代入女主人公，女巫是非常典型的西方式形象，旁边坐了一个熊猫，熊猫里面还有一个跳动的心脏，我不知道这些符号拼接，真的是来源于她自己的精神分析式的、梦幻的、无意识的表现，还是其背后真的是无法讲述一个中国故事，所以我们只好以想象他者的方式，去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 李松睿（北京大学中文系）：非常抱歉我下班以后才过来，没有参与前面的讨论。我看佳山发来的邮件，才知道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美国梦”。我当时马上就想到这个主题是不是跟目前国内热切讨论的“中国梦”相关。后来打开讨论的参考文献发现里面还真有朱继东的一篇文章——《“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差异在哪里》。这样一个小例子似乎说明，“中国梦”和“美国梦”在当代中国是相互纠缠在一起，没办法分开的。
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对象——《中国合伙人》的表述里也可以看出，这部影片的艺术水准我同意大家的看法，最多也就是中等偏下的水平。它不是一部好影片，但却是一部充满了症候点的影片，有很多值得解读的地方。例如在影片的叙述中，主人公成冬青反复强调的新梦想公司从经营的角度看，根本用不着上市，上市的唯一目的就是疗救孟晓骏在美国留学时的创伤性体验。影片中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成冬青第一次送给孟晓骏的礼物是北京的一套美式别墅。孟晓骏收到礼物后非常生气，因为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生活，根本不能治疗他在美国所经历的心理创伤。而成冬青第二次送给孟晓骏的礼物，则是以后者的名字命名哥伦比亚大学那个当年辞退了孟晓骏的实验室。这个礼物是孟晓骏喜欢的，因为他通过把自己的名字铭刻在美国的土地上，补偿性地治疗了他当初的创伤性体验。也就是说，《中国合伙人》中的“美国梦”是必须建立在美国的本土上的，在中国的土地上复制“美国梦”根本就不被影片认可。
《中国合伙人》叙述逻辑的症候性，我觉得在另一个文本的参照下可以看得更清楚。《中国合伙人》是今年5月17号上映，一个星期前，5月10号在美国上映了另一个影片《了不起的盖茨比》。如果说《中国合伙人》是“美国梦”在中国，而《了不起的盖茨比》则是正版的美国梦。菲兹杰拉德的小说在1925年出版时被认为是对美国梦的最佳描写。而好莱坞在21世纪对美国梦进行的重新书写，对小说进行了两个重大改变。第一个是电影把那种20年代充斥纽约的享乐主义情绪，定义成1929年美国大萧条前夜的狂欢，因此影片所描写的盖茨比家举办的舞会，被阴沉的气氛所笼罩——这在小说中并不明显。第二个改变更有意思，即小说中的叙述者是在回忆中讲述盖茨比的故事，而在电影中变成了这个叙述者似乎患有某种精神疾病，为了治病，他按照精神分析医师的要求，把盖茨比的故事写出来。正是在影片的这个细节中，“梦”本身所具有的两种意义被凸显出来。首先，“梦”可以理解美梦成真，一种类似于新东方的成功故事。其次，“梦”也可以理解为某种疾病的表征，通过它我们可以判断人身上的疾病。在正版“美国梦”《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穷小子”盖茨比试图跨越横亘在美国社会的阶级鸿沟，希望和“白富美”黛西结婚。但正像小说所描写，这在美国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美国梦”不过是对穷人的美丽许诺，这个梦想注定要在坚硬的社会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梦”与其说意味着穷小子发家致富的励志故事，不如说是美国社会阶级分化牢不可破的病症的表现。也就是说，当21世纪的美国导演在表现美国梦的时候，美国梦意味着突破社会结构获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它刚好和我们在《中国合伙人》中看到的例子完全相反。
毫无疑问，《中国合伙人》里的中国版“美国梦”要比正版“美国梦”美丽很多。我们在《中国合伙人》中也看到了悲观、困境以及兄弟失和等，但是这些苦难都因为成冬青们最后的成功，而成为苦尽甘来之后的甜蜜回忆。而且影片还不断以字幕形式提醒观众，银幕上表现的是成冬青们的成功故事，但这些故事其实也可以发生在你们身上。因此我认为美国的“美国梦”和中国的“美国梦”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错位。这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和《中国合伙人》放在一起时最有意思的对比，从中也暴露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些诡异之处。正像电影《中国合伙人》所表现的，在80年代“美国梦”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意味着民主与自由。因此当老师在课堂上讲美国社会存在着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时，孟晓骏、成冬青等人才会跳起来说美国不是这样的，虽然这时他们都没有真正到过美国，而这种“美国梦”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想象。在80年代之前的中国人不会这样想象，那时侯的梦可能是“苏联梦”，可能是世界革命红旗不倒的梦。有意思的是，在90年代大批年轻人真到了美国之后，他们遭遇了美国的社会现实，发现美国带给他们的不是功成名就的喜悦，而是一系列挫败和耻辱。然而他们仍然被80年代的美国想象所掌控，始终无法摆脱出来，不管美国实际上是怎样的，他们遭受怎样耻辱的对待，对“美国梦”的想象却永远停留在了80年代。
因此我觉得《中国合伙人》对于“美国梦”的表现，症候性地揭示出一个问题，即中国人无力想象一个另类的未来图景，我们只能按照80年代的那套思路去想象未来如何，而这套关于未来的图景，是和美国的形象重叠在一起的。因此美国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供想象的位置，成了中国人想象自己国家向前发展的目标。在我看来，今天如何去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那么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怎样超越80年代所设定的那一套关于自由、民主的想象，只有超越了80年代，那么我们才能超越那套固化的美国想象。
王磊：我觉得善杰和刚才松睿讲的有相同的地方，非常好，思路比较开阔，不仅仅是谈美国梦、中国梦，还能够联系到历史、现实和政治经济问题，最后可以给出一个结论性的东西——美国的现在不是中国的未来，美国梦、美国模式，解决不了中国现在的问题，中国应该有一个新的中国想象、世界想象以及道路。从这个角度出发，那就是一个新的文化方向。不管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现实，需要打破一个现实的迷梦，这个迷梦是什么呢？昨天我看了印度电影《无法避免的战争》，这个迷梦可以通过这部电影来认识。它反映了作为所谓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的现状，但其实可以说是当今世界秩序的一个缩影。电影里的印度政府和大资本，等同于现实中的美国政府与国际资本在世界的地位，而美国和国际资本之外的世界，则相当于电影里面的那些无助的村民和反抗组织所处的环境，看似政治正确的现实秩序中却隐含着巨大的剥夺与不公正。我们首先需要打破的正是这个现实的迷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知道中国梦的方向和道路在哪里，才真正有创造的可能性，否则沿着所谓的美国梦走得越远，就会越迷茫。
张慧瑜：我们又回到一个很经典的命题“梦醒之后怎么办”，当然首先得先醒过来，然后再思考“怎么办”。刚才好多人都说美国梦是一个病症，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深受其影响，今天的讨论也很像是一个问诊大会，只有找到病源、认清问题，我们才能寻找更好的生活和世界。谢谢大家！
（根据速记整理，经过本人校订；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时 间：2013年6月20日
地 点：中国艺术研究院334会议室
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当代大众文化中的美国想象。从题目看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当代，一般来说，当代有两种用法，一种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当代”指与现代中国不同的社会主义历史；另一种是1978年以后，指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第二个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是9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在大陆逐渐兴起的，目前已经成为最主流的文化形式。第三个是美国想象，美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而是代表着一套价值观和生活理念，甚至我们经常所说的“西方”、“世界”，其实基本上指的就是美国，大家对美国都不陌生，美国就像一个售楼处的样板间，是某种理想的范例展示。
选择这个主题，与今年上半年的几部国产电影有关，分别是《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和《中国合伙人》。这几部电影都是中小成本，投资在5000万上下，票房却都达到了5亿或7亿以上，这在中国电影市场是很少见的现象。我个人最喜欢《致青春》。这三部电影都和美国想象有关。《北京遇上西雅图》直接向1993年的一部美国电影《西雅图夜未眠》致敬，一部美国电影能够如此内在地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记忆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这部电影中的女主角不仅要从北京到西雅图，更要从西雅图到纽约的帝国大厦，只有在帝国大厦才能遇到真正的爱人。《致青春》里虽然没有美国影像，但女主角爱上的两个男人都选择去了美国，因为美国意味着男人的成功，意味着美国梦的实现。《中国合伙人》就更不用说了，整部电影的主题就是它的英文片名“American dreams in China”——美国梦在中国。这部电影让很多人想到1993年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90年代初期北京人只能去美国、去纽约、去曼哈顿实现美国梦，《中国合伙人》则告诉我们，其实在中国、在北京、在中关村就可以实现美国梦，不用跑那么远了。
1949年以来，美国是中国当代文化的很重要的参照，50到70年代，美国是美帝、纸老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大本营。1972年中美发表联合公报、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又成为蔚蓝色文明、西方文明的代表。这30年来，我们对美国的情感可以说是爱恨交织，很像恋人的关系。就像《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可是“爱之深，也恨之切”，1996年出现了一本书——《中国可以说不》，中国可以向谁说不呢？主要是向美国说不。到1999年出现了“五八”炸馆事件，《中国合伙人》也用了这个情节——他们把到美国华尔街上市，转喻为中国人争夺面子和尊严，这也是民族资产者经常讲述的爱国情。我的开场白就到这里，今天的主题非常宽泛，可以从电影、文学、思想、社会等不同角度来展开，请大家畅所欲言。
李云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从《北京人到纽约》播出，到现在的《中国合伙人》，正好二十年，我们可以看到这期间的种种变化。并且我们看现在的文学作品里对美国的想象，跟大众文化表现不太一样，就是说现在海外中国作家写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会有这样一些变化。首先，中国人现在去美国，不再是一定要融入美国社会，他会强调中国文化的一面，强调中国人在美国创业，改变美国的规则，从这样的角度去写。其次，在写到中西文化对比的时候，会更加重视中国文化，比如说讲中国人的亲情，讲中国人的那种人和人之间温暖的关系——这在80年代会作为一个负面因素来看待，比如“酱缸文化”、“黄色文明”等等，但现在是用一种正面的眼光去看，相对于美国来说，将中国文化当作另一种文化，也有其合理性。如果说80年代看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把美国看作文明，把中国看作愚昧，但是现在，至少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是我们跟西方的不一样的另一套价值观、人生观，会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呈现。但这样的倾向，在这几部电影里没有表现出来，我们可以作一个对比。
另外值得深入讨论的是从90年代以来直到现在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刚才慧瑜也提到几个关键点，比如说《中国可以说不》，99年的南斯拉夫炸馆事件，还有2008年奥运会前后的事情，还有《中国不高兴》，这样一些重要事件，也勾勒出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脉络，一种逐渐清晰的意识。首先是在知识界被提出来，然后在社会领域里逐渐被大家普遍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怎样看待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也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我们怎么看中国民族主义将来的发展。我们在重建中国在文化上的主体性的同时，对民族主义可能的负面因素——比如以民族主义遮蔽阶级分野，或者民族主义转化为帝国心态——要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和反省精神。
张慧瑜：我觉得云雷说出了今天谈论美国想象的一个大背景，就是中国崛起，正是因为中国崛起才会出现中国人和美国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区分的问题，这也涉及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问题。
石一枫（《当代》杂志社）：这几部电影我还是比较喜欢《北京遇上西雅图》。从电影技术的层面，我觉得做得它最好。同时它也带来了一个看待美国和中国的新视角，这种视角新在哪里呢？我们也可以从比较早的作品来梳理一下。
简单说就是中国人写美国的作品。最早流行的像《北京人在纽约》，还有《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在90年代初期特别被中国人喜欢，当时我记得《北京晚报》还专门连载了，一下子引起了很大轰动，很快姜文就拍了电视剧。那个时期的文学也好，影视也好，所表现的美国，往往立足于一个基准点，就是“告诉你一个真美国”。80年代的时候，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美国，但是我们不知道美国是什么样。《北京人在纽约》也好，《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也好，这些东西都号称“告诉你一个真美国”。
过了一些年，到90年代末，2000年前后的时候，告诉你一个真美国、一个真日本、一个真加拿大——这种意义上的作品，像一阵风过去了。那时候反映两种文明、两种价值观之间冲突的作品很多。也有一些电影，像梁家辉演的《刮痧》，李安也拍了《推手》。文学作品也有一些，严歌苓那时候还写过《无出路咖啡馆》、《吴川是个黄女孩》等中短篇小说。 最近这些年，中国人看美国的视角就更微妙了。我没去过美国，我老婆前半年出差去美国，我说怎么样，好不好？她说那个国家真是好得不得了，什么好呢？她说自然环境真好，我说除了自然环境之外还哪里好？她说那就没什么好的了，跑到美国的商店一看，比三里屯差远了。现在很多中国人对美国是这个感受。觉得美国不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国家，就是一个大农村，田园式的美国，这很有意思。
再回到《北京遇上西雅图》，我有个浙江大学的朋友王俊说过，这个电影的特殊性在于，它告诉你：一个中国人靠技术、勤劳过一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式的、典型的中国式的理想生活，在北京是实现不了的，在中国是实现不了的。在中国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巨富，或者被人踩在脚下，像蝼蚁一样；而在美国是有这种可能的，靠勤劳智慧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在这里，美国梦不是代表财富，而是代表安定，代表人与人之间祥和的关系，代表文化上的自由与宽容，当然肯定还有尊严。
这很复杂，也很有意思。中国反而变成了资本主义最前线的战场，刺刀永远在见红。你想要温情吗？想要安定的生活吗？那你就去美国，这是这个电影对美国的新看法。
短短的30年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对美国的认识总在变。72年觉得天要塌了，到79年上海来了一个NBA球队访问，上海人围着满街跑，看这些外国人为什么长得都那么高，都两米，再到80年疯狂的向往美国，再到“我要知道一个真美国”，再到发现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对立的文明，然后再到今天这种更暧昧、更复杂的观念。这个过程其实是中国人在认识自己，尤其是近30年来，中国人仿佛只能通过美国来认识自己。
张慧瑜：一枫说的中国人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理想，其实是典型的美国中产梦，我同意一枫对《北京遇上西雅图》的解读，在中国无法实现中产梦，所以去美国找中产梦。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美国梦的两个层面，一个就是个人奋斗，成为奥巴马、比尔·盖茨式的成功者；第二就是中产梦，就像文佳佳所向往的，一个大房子、一个爱她的男人、两个孩子、两条大狗的生活。
王维佳（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这几个电影我都看过，但是我没受过专业的文本细读训练，所以可能从别的角度说一说。我觉得刚才几位谈到中国和美国的这种文化景观上的二分，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如果说冷战的时候是完全可以建立这个二分的话，那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中美的大众文本和知识分子的讨论，能否仍然建立起二元对立式的东西，恐怕要打个问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在文化上我们仍然把美国看作一个异质的领域，但是经济层面我们是已经完全连接在一起了。我接着云雷刚才的讲，近些年来在很多中国电影当中，开始有民族自我认同的元素出现，就是讲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美国文化价值的特殊性这种文化上的对立。近来一些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讲到冷战前后的变化都很有参考价值，比如南希·弗雷泽讲现在的族群话语从原来的再分配的政治，变成了一套身份认同的政治。20世纪我们讨论经济分配制度、阶级问题等等，到了八九十年代之后，我们开始用一套民族身份认同的方式来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这里面文化的认同脱离了历史和经济的基础，现代性的政治就遭遇了强大的挑战，不管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除了有国别、民族的差异外，都有另一层意思，就是都是在做梦，这个梦很少和现实的全球经济基础对话。中国人做中国人的梦，美国人做美国的梦，但是这个梦都没有回到与经济连接的这个现实的基础之上。
所以我觉得不同文化，包括对美国的认识，包括在讲中国人的电影当中，强调中国人的这种特殊的文化符号，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当然现在看全球政治当中都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比如加拿大魁北克问题、西班牙巴斯克问题等等，都出现以民族身份认同代替那个经济层面的或再分配层面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一整套进步、平等的现代性话语都被文化身份认同的话语替换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今天我们讲美国梦和中国梦的对立，已经完全把它们看作文化景观上两种不同文化的对立了，而没有再去深挖经济结构，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不具备文本细读的能力，所以还是特别希望听到做电影研究和文学研究的朋友在细节上提供能激发灵感的东西。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我说两句。我觉得理解今天论坛主题的关键，就是把握美国的两面性。在不同的时代，可能会有所侧重，甚至孤立地强调美国的某一方面，但其实应该辩证、综合地同时看到这两个方面。美国，一方面是一个资本帝国、一个国际霸权，但同时另一方面，它还代表创新精神、自由平等——自由平等这个方面，如果与当时18、19世纪仍然带有一定封建性的老欧洲相比，就更显著。我们在1949年以后，一直到70年代，对美国的认识就是把美国等同于美帝，这种主流叙述当然不错，但只抓住一个方面，这样就经不起时间检验。后来中美两国恢复接触，特别是中美建交、改革开放之后，信息越来越丰富，美国就会呈现出另一面，并且颠覆之前片面的叙述，造成过去的主流叙述和主流意识形态土崩瓦解，迅速从一面切换到另一面，于是美国又变成了一个集中了所有人类优点的、通体光明的神一样的国度，这种叙述又主导了我们30多年。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经历了正反两个方面，要有一种更综合辩证的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包括对西方的认识也是这样。西方走出中世纪，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经过商业革命、工业革命，确实创造了很多人类的价值。美国的两面性，从美国梦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梦的基本含义，就是在旧的欧洲体制之外——包括旧欧洲的等级制度和宗教禁锢之外，在一个新的广袤大陆上，个人凭借自己的勤奋、才能和机遇就能够获取财富和成功。与旧欧洲的旧体制相比，这个美国梦当然包含积极的进步的内容。但另一方面，美国梦的背后又必须有它的物质前提，这就是北美丰富的几乎是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我们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1.35亩，这还是前两年的数字，现在更少。相反，美国刚建国不久，就出台了一个《西北法案》，规定土地价格是一英亩一美元，一英亩相当于中国6亩出头，但即使这个几乎等于白给的价格，由于要求一次必须买640英亩，美国移民都觉得贵，所以就自由占领。到1862年内战期间，林肯又颁布了《宅地法》，规定只要交10美元手续费，每个成年男子就可以无偿获得160英亩耕地，相当于咱们的大约1000亩，连续耕种5年就可以成为私产。这样丰富的土地资源，当然是由于基本灭绝了原住民的结果。到后来美国成为霸权国家，更是面向全球汲取财富。 所以，美国梦有几乎无限量的物质资源作为支撑，像中国这样人均资源极为有限的国家，由于环境约束，美国梦是搬不来的。所以美国梦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后一面恰恰成为前一面的前提。美国梦的例子说明，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综合辩证地理解美国。我特别不赞成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是我们都熟悉的现象，八九十年代特别崇美、崇洋，到这几年突然又变成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很难看出他的思想逻辑在哪儿，这说到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我们应该极力克服这样的思维方式。
王维佳：这个美国梦的历史，就是在19世纪中期，包括实行《宅地法》的时候，有一个平分土地的过程。当时托克维尔访问美国，他所讲的美国式民主就是19世纪中期的状态，是一个小业主共同体的状态，这个社会基本上是平等的。但是到了19世纪后期，我们今天讲资本下乡，实际上美国当时搞的就是资本下乡，土地先被国家买断，再卖给东部金融家。大资本利用铁路、矿产、林业公司在西部落地，形成大量土地垄断。由此又产生了农民进城，从自由劳动变成工资劳动。所以实际上，托克维尔死了之后，他所形容的那个美国式的民主就不存在了，变成了一个高度垄断的经济和政治形态。所谓的工业革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没有土地和资本的垄断，不可能有工业革命。之前讲的美国梦是平等的，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际上美国梦变成了一套科学进步和发展主义的话语，是斯宾塞式的进化主义，已经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平民社会的东西。
今天看美国梦，它在19世纪末的时候，现实基础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那时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度垄断的或者是资本非常集中的社会形态。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多数国民由原来的自由劳动状态，即我能够把握我自己的劳动过程，转变成了工业革命之后的工资劳动状态。中产阶级变成一个大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一个以工资收入为主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美国梦的现实基础，其实是在不断变化当中的。如果我们把美国梦看成是托克维尔讲的天然平民社会的小业主共同体的美国梦的话，那么它早已不复存在了。然而在当时美国大众文化当中，却特别强调原来小业主的奋斗精神，这时美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通俗作家叫阿尔杰，他的大量小说都是讲个人奋斗成功，发表在流行的报纸上。然而讽刺的是，当时实际上正是一个垄断集中的时候，个人奋斗越来越不可能的时候，大众媒体反而整天在讲个人奋斗怎么成功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历史过程挖掘出来，可能对当前整个大众文化所营造的种种观念，比如所谓美国梦，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蒋晖（北京大学中文系）：我去纽约学习了8年，后来又到夏威夷工作了两年，所以和大家比，可能多了一点切身感受。有一点大家都没有说，即美国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因为美国的差异性太大了，美国的内部无论是从社会结构，还是从地域政治来说，差异都特别大。美国内部的差异性非常大，我不知道中国当代文学对美国形象的塑造是否体现了这些差异。我们老是把西方想成一个整体，把美国想成一个整体，实际上差异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第二个感觉我们现在在谈美国梦，方式可能会非常不同。也许在过去，中国社会本身没有严重分化，想象美国的方式大致相同，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社会分化严重，人与人差异非常大。我们有富人，还有很多出了国的人，我们同样也有农民，还有打工妹，他们对美国的想象会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只有一种美国想象，而是多种不同的美国想象。在讨论中国的美国想象时，需要对这些多样性进行阐释。比如，打工作家王十月写过一个小说《国家订单》，还获了大奖，他对美国的理解就和知识阶层非常不同。这是我的第二个看法。
我还有一个看法，中国自我意识的崛起和拥有国际主义精神是不相互违背的。也许我没听清楚，在慧瑜刚才的发言里，似乎隐隐含有一种线性历史观。即我们80年代崇美，现在有自信了，从崇美变成了自我崇拜，并多少有点看不起美国。换句话说，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就必然排斥非中国的东西，我不太同意这个预设或者观察。我的看法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是可以并存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也可以共存，它们之间不构成相互排斥的关系。不一定我是民族主义我就要排斥国际主义，我是国际主义我就要排斥古典主义。为什么呢？我现在教美国的小说，主要是教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在美国和英国的小说史当中具有重大意义，代表整个文化的转向，是英美小说理论最主要的奠基人。但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从小就不喜欢美国，他就要往外面跑，詹姆斯游历法国和意大利，体现了要超越美国文化的国际主义精神，但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在美国，恰恰是美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苏醒的时候，恰恰是美国的身份开始形成的时候。也就是说，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仔细看詹姆斯的小说，你会发现其实他写的是美国文化，只不过他是想改造美国，他是以他的方式追溯美国现在的所有文化认同。因为在当时就两个人特别有影响，一个是马克·吐温，马克·吐温代表本土文化；另一个就是詹姆斯，他走的是洋路线，他的语言文字特别典雅。这两个人其实都构成了美国的大的传统，互不妨碍，并不是一定马克·吐温的路子就是民族主义的路子，美国的民族主义里面有国际主义的精神，这个国际主义本身就变成了民族气质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你会发现整个欧洲民族兴起的时候，大量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都要去意大利，去接受古罗马文化，都要去那儿接受教育，途经几个月的旅行才能到达罗马、佛罗伦萨去接受古典教育。詹姆斯的小说基本上都是女主人公，一个美国女孩子想得到好的教育，就去罗马。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寻根运动，而这个寻根运动也恰恰出现于美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时期，并不互相排斥。所以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保守主义倾向，从我们传统文化里挖掘现在的东西，和我们更加西化的国际主义主张，实际都是构成了我们民族主义内涵的不同侧面，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它们是一个综合的有机的结构。这是我第三个想说的，都是很零散的观点。
祝东力：蒋晖所说的是美国真相，我们讨论的是美国想象，这并不矛盾。我们在论坛标题里用了“想象”概念，这几年学术界用得很烂，基本上用想象代替我们传统说的知识或者认知，已经几乎可以互换了，什么都是想象，其实这是一种不太好的学风。特别是有很多搞文学研究出身的，喜欢用想象这个词。但这个词用在我们的标题里还是比较贴切的，因为中国与美国隔着太平洋，隔着不同的传统、制度、意识形态，或者说隔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在大众文化里，确实对美国不是一种理性认知的态度，而是一种想象的状态。 王磊（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之前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我觉得“想象”比“形象”好，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我觉得“想象”更丰富一些。我一直在琢磨一个想说的话题，就是从这个题目出发，谈所谓“当代”大众文化，我想这个“当代”基本上还是78、79年之后的30多年，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个时间段的大众文化。用“美国想象”而不用“美国形象”，是因为想象是有层次性的，起码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理想、参照和追求，另一层次是虚构和幻想。30多年来，在中国一直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是第一个层面，美国一直是一个理想的、值得参照和追求的目标。比如说《中国合伙人》里面的情节非常有意思，剧中主人公在美国明明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很悲惨，但当他回国之后仍然源源不断把大批青年人输送到美国去。他们的意图在哪儿，是故意使坏吗？我想应该不这么简单。或者说他们完全是为了个人财富、个人成功去忽悠那些青年人？这也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仍然相信对美国的想象，对那种制度和价值观有着根深蒂固的认同，不反思、不怀疑，他们的美国想象还是在一个理想、参照、追求的层次，其实质还是对美国梦的想象，而对其中的虚构性和幻想性却选择性地遗忘。
但是毕竟过了30多年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关于美国想象的第二个层面，其虚构性和幻想性，越来越多受到关注和反思，这也是当代大众文化对美国的态度开始复杂起来的原因。今天我们对美国的态度，不再是单纯如80、90年代那样一味地相信，以及作为一种理想去追求，而是有一种自我反思的冲动在里面。对美国想象的幻想性和虚构性的反思，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生长点，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来讲，我们的一个时代课题、时代主题，就是如何超越美国想象。关于美国想象的理想层面和幻想层面都是应该超越的，那么这个超越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当代中国需要有一个新的世界史视野，或者一个新的中国梦，它的基础不应当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及其文化与政治想象，而应该强调一种不同的政治经济秩序和道路。我们要有一种新的中国想象，有一种反思500年来世界史格局的、面向未来的世界史视野，由此展开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创造。也许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对待美国的文化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美国想象，但是二者间政治经济的根基却是不同的。两个30年过去了，我们需要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建立起真正有中国风格、气派的新制度和新文化，从根本上真正超越美国想象，超越既有的、看似不可撼动的世界文化逻辑。
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我个人觉得无论是美国想象，还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美国，与我们其实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无论我们对美国是接受还是排斥，说到底都是对自我的评价问题。
美国形象最早出现，是八国联军里的那个美利坚，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一般中国人的视野当中。随着美国在全球格局中逐渐前移，作为后发国家，美国形象也一步步成为我们的参照。后来包括在国共谈判的时候，当时中国共产党以美国为模板来论证建立联合政府的合法性，而国民党政府是以苏联为标准来论证一党政府的合理性。从50到70年代，大家都提到了那个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国就是那只最大的纸老虎，我们跟这个纸老虎打了两仗，直到1972年，改革开放的前景开始出现在历史地表。
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美国，其实就是我们自我镜像的一个参照，所以正如对他者的评价就是对自我的评价，美国这个文化符号，也并不是那么外在于我们自身的文化结构，而是内嵌于我们的自我认知之中，只不过区别就在于有的阶段挣扎些，有的阶段安静些。所以自从我们被拖进现代以来，关于美国形象、美国想象，与其说是我们对美国的认知、了解不够全面，不如说是我们的自我认知在不断变化、翻滚。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我小时候给我形成很大冲击的一个例子，就是91、92年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在美国买土地的广告——无疑那是一个骗局，就是骗中国老百姓花很多钱在美国买硬币或纸币大小的土地，北京和全国很多人都为了买这么屁大点土地，花上了几万、几十万，甚至更多的钱。后来记者采访那些上当的人，他们的理由很可笑，就是觉得将来孩子出国能方便一些。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的是，在咱们的文化中，可能在内里并没有那么强的反美情绪。这可能和日本的情况相反，汪晖也提到过，日本的反美情绪实际上是很内在的。我觉得这还是和咱们的文化现代性息息相关，在我们的自我认知当中，美国形象始终是一个重要参照。打个比方，我们对美国的认识是否是盲人摸象？问题出在我们自身，怨不得别人。
张勇（北京电影学院）：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谈。因为我是电影学院的，特别想从电影思维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进行美国想象，以及我们怎样进行美国想象。对于观众来说，电影首先是一种奇观。在电影诞生之初，这些不同的地域风景，满足了观众对不同地域想象的需求。进入商业化体制后，美国电影不断向世界输送它对于欧洲、非洲、亚洲的想象。近几年，美国大片则不断想象中国，其动力是中国的票房市场，《阿凡达》、《2012》等都拍了中国风景，一方面满足了电影叙事特别是科幻叙事对中国景观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成为赢取中国票房的重要元素。
我们知道中国元素有三种：第一是中国明星，第二是中国风景，第三是中国题材。在中国题材上，像《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即便不说在中国吃了亏，起码操作难度比中国风景大。中国明星像范冰冰在《钢铁侠3》里打了酱油，中国观众对此有诸多垢病。但是中国风景往往能得到我们的认同，因为风景比另两个元素更容易融入到电影文本中，各式各样的风景能融合不同类型的需求。这几年中国类型电影也逐渐学习这种取景方式，比如说《杜拉拉升职记》在泰国取景，《将爱情进行到底》在法国取景。这种取景方式，像老师们说的，说明中国在经济崛起之后，不再局限于本土视域，而是希望通过跨越边界的想象来寻求新的文化自信，进而重构文化版图。
这种想象同样经历了一个过程，就是从奇幻到叙事。像《杜拉拉升职记》、《我愿意》等，仅仅把那种域外景观当做一个奇观化、符号化的元素。那么从《北京遇上西雅图》、《泰囧》到《中国合伙人》，域外景观做到了真正融入叙事文本。比方说，《北京遇上西雅图》，既要完成一个制片人交代的命题作文，就是作为一个《西雅图夜未眠》的中国版本，但同时进行了中国式改造，我更关心的是如何改造。第一，我觉得是向经典致敬，那么这里面就有一批既定的观众，我们在座的基本都看过《西雅图夜未眠》，我们对熟悉的东西会本能地产生认同，我想如果北京遇上的不是西雅图，而是香港、台北、上海，那么这个故事就没什么新鲜度。所以只要一个常规的文本，如果能在国外取一定的景，能有效地融入到叙事里面，那么它的票房是很容易实现的。像《杜拉拉升职记》、《泰囧》票房都很高，首先在宣传上它们就有噱头，比如说我们在哪里取景。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进行文化上的开发，像《泰囧》开发了佛教文化。《中国合伙人》里面的视点又有一些变化，变化在于它与美国空间构成了一种若即若离的互文关系。在电影里面，成东青说他最想去的地方是天安门为大家所笑话，因为那时候他周围的人都想去美国，美国在那时是一个想象的空间、想象的能指。在随后的叙事中，他班上那些最优秀的同学都在美国混不下去，他们的美国梦没有实现。之前的那些电影中的国外场景基本上是优越的、幸福的，而《中国合伙人》里面的美国不能不说是颓废的，至少不那么光彩鲜丽，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好好解读的。 我想谈的第二方面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如果我们试想一下《北京遇上西雅图》，如果不是在美国拍，那么它的被接受程度是怎么样的？比如“小三”、“同性恋”、“知识移民”等话题在中国是非常敏感的，如果你在北京拍，争议性就会特别大，但是如果移到国外去拍，就能缓和这种矛盾，既能传达出现实主义的指向，又能更好地契合观众的神经。因此，将一些敏感形象和敏感话题嫁接到国外空间中，不失为一种好的策略。
朱善杰（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其实，在历史上，早期的美国梦，伴随着一个血腥的掠夺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浪漫和美好。美国梦是逐渐撇掉血迹，摇身一变，才成了今天我们所了解的样子。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大梦”，与民主、自由、平等等美国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另一个是“小梦”，与每个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即人们相信政府和社会能够为个人发展提供比较好的机会，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能够梦想成真。在当代大众文化中，人们所追捧的就是这两种意义上的美国梦。
赞成刚才祝老师所讲的，蒋老师刚才的话是“认知”，而不是“想象”。他曾身在美国十多年，谈的大都是切身体验。因此，必须把“认知”和“想象”做一个“切割”。然而，大众文化心理和大众认知二者之间又不无联系。这方面应注意两点：一是我们的历史遭遇。我前几天第一次去圆明园，作为一个中国人，脚踏那片土地，自然而然会置身于一种被侵略、被掠夺、被烧杀的历史境遇中。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近代开始就是在被欺凌的世界格局中走过来的，在丛林法则下受尽煎熬。有过这样的惨痛历史遭遇，中国人迫切渴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能够“站起来”。1949年，我们实现了“独立”和“解放”的梦想。此后，我们以苏联为榜样，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可以套用式地说，当时的国人，有一个“苏联梦”。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1979年中美建交，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美国。1990年代，大众文化正是通过《北京人在纽约》等一系列影视作品，建构着中国人对美国的想象。
二是我们的当代现实。当代社会阶层的固化，也使人们对“美国梦”充满了幻想。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无数的中国人在全程伴随着，一时兴起了“奥巴马热”。其中，人们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奥巴马从一个美国社会底层的黑人凭着自己的奋斗，最终成为总统，也就是说，美国梦包涵着机会均等、社会提供从下向上自由流动的可能等内容。就此而言，美国梦是一个林肯的梦、一个奥巴马的梦、一个比尔·盖茨的梦、一个乔布斯的梦，等等。以上认知，使大众对美国梦不能不有所迷恋。
可是，大众似乎并没有认识到美国梦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一是前面提到的早期美国梦与掠夺的关系，二是当代美国梦不再强调依靠个人的诚实、勤奋等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同时应看到，美国梦仅仅是在美国法律和秩序内的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对外方面，它又难以与霸权脱开关系。因此，今天在讨论当代大众文化中的美国想象时，要注意把其放在一个历史过程中进行多方位的审视，做客观、辩证的认识和思考。
崔柯（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谓的“美国梦”其实投射了很多我们自己的想象。在美国社会中产阶级占据大多数，所谓“橄榄形”社会结构。但是这几部电影所反映的梦想，完全不是中产阶级梦想，而是一种跻身社会上层的成功梦。比如，《致青春》里实现美国梦的建筑家是和杨澜面对面的成功人士，《中国合伙人》的美国梦指向的是华尔街商业巨头。在当下的现实社会里，我们觉得能代表中国人形象的，往往是章子怡、姚明这样在《时代周刊》封面出现的人。其实这种梦想不全来自美国，中国古代读书人十年寒窗、金榜题名也是这样。今天所谓的“美国梦”，是一种成为人上人的那种成功。为解决生计，漂洋过海开个小饭馆，拿绿卡的这种中产阶级“梦想”，早就落伍了——《中国合伙人》已经通过孟晓骏夫妻在美国的生活否定了这种“梦想”。但这种高踞万人之上的成功是具有强烈排他性的，一旦这种价值观占据了主流，那么接下来残酷的狼性思维、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就可能成为社会共识，而所谓的青春、爱情、情怀，都是可以随时牺牲掉的。当然，我们所处的现实也很残酷，就像一枫刚才说的，“老婆孩子热炕头”过小日子的那种中国式的理想，在北京是实现不了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悲哀。
徐刚（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刚才崔老师说得挺好的，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我们看80年代的一些文学作品，比如那些留学生写的在美国的一些经历，包括最有代表性的90年代初拍成电视剧的《北京人在纽约》，里面表现了中国人在美国艰辛生活的一面，这也提示我们当年中国人出国的一个大环境。80年代对美国抱有浪漫的想象，但出去以后才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中国合伙人》也表现了这个方面，孟晓骏的女朋友是弹钢琴的，她和《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启明一样，王启明是拉大提琴的。为什么搞文艺的要往美国跑，可能有一些非常美好的想象，文艺范儿更想拥抱资本主义文明；也可能是那个时候计划经济的单位待遇不好，管制太多，而他们幻想着美国是不是有更多机会。但是去了之后才发现，这些东西根本用不上，他们和普通人毫无区别，只能非常悲苦地干一些涮盘子、洗衣服的工作。因此如果说当年人们出国在某种程度上是真正的自我奋斗和打拼，那么随着中国的成长，现在到美国去的人即便不是“富二代”，也很少会沦落到去领略生活的艰辛，因为与其那样还不如待在国内。
那么现在究竟是什么人在出国呢？我们看《北京遇上西雅图》会发现，美国成了贪官的“小三”或者富人的“二奶”用来生孩子的地方，一方面躲避国内的计划生育，另一方面也顺便混张美国绿卡。另外就是像吴秀波扮演的那个角色，他是阜外医院的大夫，在北京有非常体面的工作，却跑去美国给月子中心当司机。当然，他过的并不是艰辛的生活，因为他的老婆是一个跨国公司的上层，他完全是为了老婆才去美国的。在电影中，他被人称为“DB”，他跑到美国是去“吃软饭”的。因而如今跑到美国去的这样一些人，可能体会不到80年代作品中描写的非常艰辛的层面，当年在描写美国的时候，会呈现美国在人间天堂之外的一些阴暗面，展现自由民主背后的非常坚硬阴冷的现实逻辑，而现在我们看美国的时候，因为不会再去体验那样的生存经验，所以会重新把美国想象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好地方。包括刚才蒋老师谈到的，美国人有更好的环境、更好的教育，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而现在中国的有钱人、富二代、有能力出国的人是要去享受这些中国没有的东西。总之，现在去美国的人已经和当年的阶级构成完全不一样了，而中国也在发生变化。这是我的一个粗浅的想法。 冯巍（中国传媒大学）：我接着徐刚说一说，刚好我对作品的关注点跟你不一样。从1993年的《北京人在纽约》到2013年的《中国合伙人》，时间过了20年。如果考虑一下影视作品前期创作酝酿的过程，大体上就是关联了这么两个十年，20世纪的最后十年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20年对美国的想象，前10年、后10年有变化的一面，也有没变的一面。我们看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十年，恰恰是经过了改革开放政策前10年左右的酝酿之后，中国人最大程度发扬奋斗精神的20年。《北京人在纽约》也好，《中国合伙人》也好，它们的主人公就是在1980年代改革春风吹拂下的“奋斗的一代”。我们总是拿美国来做参照，不只是因为美国是所谓超级大国，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各个方面，还因为双方在文化心理上存在着很容易共鸣的方面，就是要不断奋斗。虽然每个人的具体目标不一样，但他总是在奋斗。
陈亦水（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当代大众文化中的美国想象”这个题目，有个一直让我很迷惑的现象，就是《中国合伙人》、《致青春》和《北京遇上西雅图》这三部电影，背后似乎都有很大的诚意去讲述一个中国故事，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通过美国想象的方式来完成？在《致青春》与《中国合伙人》中，电影人似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对青春、对过去展开怀旧。所以，现在的华语电影，是不是到了为新世纪之后的中国奇迹寻找合法性的时候，也就是说今天的英雄在讲述他们过去的成长历程？而这种寻找合法性的方式，却要借助讲述美国梦的策略表达。
我个人觉得，美国作为一个中国奇迹特别明显的参照坐标点，在《致青春》里面，就是学术狂人手中的那张留学通知书，这是个美国标志；在《北京遇上西雅图》里，就是部美国电影；到了《中国合伙人》中，美国就是一本英语辞典。的确，在方方面面，美国确实引领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追求学术理想、女性如何追求独立，还有教育家及商人如何追求成功。这就好比一个骡子前面吊着的一根胡萝卜，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国想象真的是一个追梦之旅。我们对自己的合法性、对中国奇迹的诠释，似乎无法在我们内部获得，我们只有从外部，通过一个他者的途径寻找到——尽管这个他者是高度内在化的。
比起大部分华语电影，《致青春》、《中国合伙人》和《北京遇上西雅图》拍得都很不错，这是肯定的。但是，我特别期待看到的是他们在80或者90年代是如何奋斗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也就是说，我特别想看导演们是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的。我发现，他们的叙事都比较跳跃，恰恰有意无意地避开了这一段。举个例子，在《致青春》里面，上一个镜头是这群大学生们毕业，下一个镜头就是女主人公坐在高级轿车里面，行驶在建设得很好的立交桥上，旁边是高楼大厦。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走到这一步的，恰恰这个过程是我特别想看到的，但是在电影中这一段完全没有交代。还有影片《中国合伙人》，当然很多人说它比《甜蜜蜜》拍得好，我持保留意见，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的镜头使用具有很大的强迫性，比如两个主人公互相拷问对方英语单词，镜头就摇来摇去，突然间推上去又拉回来，很多组合桥段都是这样，似乎导演在特别强烈地告诉大家说，你们看我们是怎么成功的。这种镜头语言传递出来的怀旧叙事，呈现出一种拒绝静下心来回忆过去的心态，显得有些急功近利。在这部影片里，讲述他们如何成功的过程，拍得就像一个MV，叙事节奏很快，音乐给得也很强烈，里面其实是缺乏过程的。所以，陈可辛这次的讲述方式有个特点就是，给你一个时间点，再给一个矛盾，然后告诉你这个矛盾如何解决，解决之后马上就到了他们下一个成功点的坐标了。整部电影好像有三个场景可以说是这种成功点的坐标，这可能是陈可辛故意安排的：最早他们三人开会的时候，会议桌是老式工厂的样式，差不多应该是80、90年代的那种老桌子；第二次开会时，就有点像咱们这个会议桌，进步了一点；第三次他们再开会的会议桌，设计风格就特别具有现代感——其实陈可辛可能是通过这种道具的设置来表明《中国合伙人》一步一步成功的各个节点。但是在整体叙事上，他们每次的开会场面，都是突然插进来的，也就是告诉你，我们现在成功到什么地步了。但是如何成为这个样子的过程，我几乎没有看到。
由此我在想，我们该如何叙述新世纪中国奇迹的政治经济逻辑。在电影作品中，显然是通过一个美国想象的方式表达的。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其它非美国国家的电影的话，中国电影在关于中国故事的叙述方面，还真挺欠缺的。比如说拿《中国合伙人》和印度的《三傻大闹宝莱坞》相比，马上就能看到，虽然《三傻大闹宝莱坞》这个电影也具有一定的美国想象，但是里面的文化主体性还是非常印度的。而《中国合伙人》到最后的结尾，就表现出用某种粗俗的、特别典型的雄性方式去表达“成功”，要以自己的名字做标牌来命名这个让他们感到屈辱的地方，这种格局有点小。所以，《中国合伙人》让我非常不满足的地方，就在于它并不是怀着一个安稳的、成熟的心态，充满自信地讲述往昔的奋斗，反而是以一种迫不及待的焦虑心情想告诉别人，我要成功，我要怎么样。
还有一个对比，是《致青春》可以和2001年韩国喜剧片《阳光姐妹淘》相比较。《阳光姐妹淘》讲的是7个韩国女大学生，90年代在首尔上了大学，然后相约很多年之后在某一个地方见面。在见面过程中，女主人公不断回忆起她们之间的友情是如何建立的。实际上，回忆青春的过程，几乎就是在呈现90年代以来的韩国政治、经济以及种种社会文化的历史记忆，所以等到这7个阳光姐妹淘相聚之后，影片就结束了。我特别感动，可以发现韩国人真的是特别认同自己的这段历史，当然其中不乏批判和反思，但起码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是非常清晰的。可是无论《致青春》，还是《中国合伙人》，这种对于中国故事的想象，这种怀旧，我觉得有些分裂，以至于《致青春》的开头以一个魔幻式的方式来代入女主人公，女巫是非常典型的西方式形象，旁边坐了一个熊猫，熊猫里面还有一个跳动的心脏，我不知道这些符号拼接，真的是来源于她自己的精神分析式的、梦幻的、无意识的表现，还是其背后真的是无法讲述一个中国故事，所以我们只好以想象他者的方式，去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 李松睿（北京大学中文系）：非常抱歉我下班以后才过来，没有参与前面的讨论。我看佳山发来的邮件，才知道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美国梦”。我当时马上就想到这个主题是不是跟目前国内热切讨论的“中国梦”相关。后来打开讨论的参考文献发现里面还真有朱继东的一篇文章——《“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差异在哪里》。这样一个小例子似乎说明，“中国梦”和“美国梦”在当代中国是相互纠缠在一起，没办法分开的。
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对象——《中国合伙人》的表述里也可以看出，这部影片的艺术水准我同意大家的看法，最多也就是中等偏下的水平。它不是一部好影片，但却是一部充满了症候点的影片，有很多值得解读的地方。例如在影片的叙述中，主人公成冬青反复强调的新梦想公司从经营的角度看，根本用不着上市，上市的唯一目的就是疗救孟晓骏在美国留学时的创伤性体验。影片中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成冬青第一次送给孟晓骏的礼物是北京的一套美式别墅。孟晓骏收到礼物后非常生气，因为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生活，根本不能治疗他在美国所经历的心理创伤。而成冬青第二次送给孟晓骏的礼物，则是以后者的名字命名哥伦比亚大学那个当年辞退了孟晓骏的实验室。这个礼物是孟晓骏喜欢的，因为他通过把自己的名字铭刻在美国的土地上，补偿性地治疗了他当初的创伤性体验。也就是说，《中国合伙人》中的“美国梦”是必须建立在美国的本土上的，在中国的土地上复制“美国梦”根本就不被影片认可。
《中国合伙人》叙述逻辑的症候性，我觉得在另一个文本的参照下可以看得更清楚。《中国合伙人》是今年5月17号上映，一个星期前，5月10号在美国上映了另一个影片《了不起的盖茨比》。如果说《中国合伙人》是“美国梦”在中国，而《了不起的盖茨比》则是正版的美国梦。菲兹杰拉德的小说在1925年出版时被认为是对美国梦的最佳描写。而好莱坞在21世纪对美国梦进行的重新书写，对小说进行了两个重大改变。第一个是电影把那种20年代充斥纽约的享乐主义情绪，定义成1929年美国大萧条前夜的狂欢，因此影片所描写的盖茨比家举办的舞会，被阴沉的气氛所笼罩——这在小说中并不明显。第二个改变更有意思，即小说中的叙述者是在回忆中讲述盖茨比的故事，而在电影中变成了这个叙述者似乎患有某种精神疾病，为了治病，他按照精神分析医师的要求，把盖茨比的故事写出来。正是在影片的这个细节中，“梦”本身所具有的两种意义被凸显出来。首先，“梦”可以理解美梦成真，一种类似于新东方的成功故事。其次，“梦”也可以理解为某种疾病的表征，通过它我们可以判断人身上的疾病。在正版“美国梦”《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穷小子”盖茨比试图跨越横亘在美国社会的阶级鸿沟，希望和“白富美”黛西结婚。但正像小说所描写，这在美国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美国梦”不过是对穷人的美丽许诺，这个梦想注定要在坚硬的社会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梦”与其说意味着穷小子发家致富的励志故事，不如说是美国社会阶级分化牢不可破的病症的表现。也就是说，当21世纪的美国导演在表现美国梦的时候，美国梦意味着突破社会结构获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它刚好和我们在《中国合伙人》中看到的例子完全相反。
毫无疑问，《中国合伙人》里的中国版“美国梦”要比正版“美国梦”美丽很多。我们在《中国合伙人》中也看到了悲观、困境以及兄弟失和等，但是这些苦难都因为成冬青们最后的成功，而成为苦尽甘来之后的甜蜜回忆。而且影片还不断以字幕形式提醒观众，银幕上表现的是成冬青们的成功故事，但这些故事其实也可以发生在你们身上。因此我认为美国的“美国梦”和中国的“美国梦”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错位。这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和《中国合伙人》放在一起时最有意思的对比，从中也暴露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些诡异之处。正像电影《中国合伙人》所表现的，在80年代“美国梦”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意味着民主与自由。因此当老师在课堂上讲美国社会存在着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时，孟晓骏、成冬青等人才会跳起来说美国不是这样的，虽然这时他们都没有真正到过美国，而这种“美国梦”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想象。在80年代之前的中国人不会这样想象，那时侯的梦可能是“苏联梦”，可能是世界革命红旗不倒的梦。有意思的是，在90年代大批年轻人真到了美国之后，他们遭遇了美国的社会现实，发现美国带给他们的不是功成名就的喜悦，而是一系列挫败和耻辱。然而他们仍然被80年代的美国想象所掌控，始终无法摆脱出来，不管美国实际上是怎样的，他们遭受怎样耻辱的对待，对“美国梦”的想象却永远停留在了80年代。
因此我觉得《中国合伙人》对于“美国梦”的表现，症候性地揭示出一个问题，即中国人无力想象一个另类的未来图景，我们只能按照80年代的那套思路去想象未来如何，而这套关于未来的图景，是和美国的形象重叠在一起的。因此美国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供想象的位置，成了中国人想象自己国家向前发展的目标。在我看来，今天如何去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那么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怎样超越80年代所设定的那一套关于自由、民主的想象，只有超越了80年代，那么我们才能超越那套固化的美国想象。
王磊：我觉得善杰和刚才松睿讲的有相同的地方，非常好，思路比较开阔，不仅仅是谈美国梦、中国梦，还能够联系到历史、现实和政治经济问题，最后可以给出一个结论性的东西——美国的现在不是中国的未来，美国梦、美国模式，解决不了中国现在的问题，中国应该有一个新的中国想象、世界想象以及道路。从这个角度出发，那就是一个新的文化方向。不管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现实，需要打破一个现实的迷梦，这个迷梦是什么呢？昨天我看了印度电影《无法避免的战争》，这个迷梦可以通过这部电影来认识。它反映了作为所谓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的现状，但其实可以说是当今世界秩序的一个缩影。电影里的印度政府和大资本，等同于现实中的美国政府与国际资本在世界的地位，而美国和国际资本之外的世界，则相当于电影里面的那些无助的村民和反抗组织所处的环境，看似政治正确的现实秩序中却隐含着巨大的剥夺与不公正。我们首先需要打破的正是这个现实的迷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知道中国梦的方向和道路在哪里，才真正有创造的可能性，否则沿着所谓的美国梦走得越远，就会越迷茫。
张慧瑜：我们又回到一个很经典的命题“梦醒之后怎么办”，当然首先得先醒过来，然后再思考“怎么办”。刚才好多人都说美国梦是一个病症，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深受其影响，今天的讨论也很像是一个问诊大会，只有找到病源、认清问题，我们才能寻找更好的生活和世界。谢谢大家！
（根据速记整理，经过本人校订；本刊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