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执行工作向“切实解决执行难”的方向迈进,执行程序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股权代持的复杂性和争议性却给民事执行程序再添一副担子,当名义股东债权人经历重重审判程序考验,最终手握胜诉判决请求法院执行名义股东股权以实现债权时,实际出资人以执行标的系其合法权益为由行使异议权,启动案外人异议之诉将债权人再次拉回审判程序。制定法的缺位使得法官只得从自我经验、自我感知入手,去断定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债权人的权益孰轻孰重,也因此呈现出两种相反的裁判结果。最高人民法院亦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在2019年发布的《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第13条中给出支持和不支持实际出资人的两种方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最高法民二庭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第119条同样对是否支持实际出资人给出两种意见,但最终却在正式文件中将该条予以删除。可见,最高院对此问题的处理方案目前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研究代持股权强制执行所产生的争议,一个前置性问题是要了解其在当前我国的司法现状,为此,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113份有效文书加以整理分析,画出了此类案件的案例模型图、找到了争议焦点、归类了法院不同处理方法并以图表形式做出最直观地展示。之后,通过整理裁判文书也发现此类案件的症结所在,即是法官在股权归属认定和《公司法》中“第三人”范围的拿捏上存在较大争议,于是第二部分便展开对案件所涉争议的法理分析。股东资格认定问题正是对案外人异议之诉审理的关键——“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进行确认。原则上,股东资格认定应以形式要件为准,并支持名义股东债权人的执行请求权,若实际出资人有证据证明获得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则可以推翻名义股东的股东身份而晋升为公司实际股东。当实际出资人有证据证明其为公司真正股东时,此时便引发对第二个问题的讨论,即名义股东债权人是否属于《公司法》中“第三人”,此系外观主义原则在我国的适用问题。文章认为商法注重社会本位,旨在维护商事交易安全,外观主义原则正因具备此功能才得以贯穿商法始末,所以我们应该将眼光放置在整个商事交易领域的大环境下,不能将“第三人”的范围仅仅拘泥于“交易关系中的第三人”。在审理程序上,实际出资人的股权确权请求和执行异议之诉是否可以合并审理,以及最终是否可以一并裁判也未有一致答案。基于对事实的全面性认定,以及审查实际出资人对股权是否具有民事权益,合并审理应予以支持,但按照执行异议之诉“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性质,最终在判决书上却不得做出一并裁决。在构建的裁判路径中,第一步是确认代持股权关系是否存在,实务中有38%左右的案件因无法证明股权代持关系存在而被驳回,所以这一步可大大减轻法官的办案负担。第二步是明确股权归属,实务中实际出资人可举证证明其已获得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情形少之又少,所以这一步基本可以做出支持名义股东债权人执行请求权的决定。第三步是进行利益价值衡量,是对第二步的补充,若实际出资人确有证据证明为公司股东,则再依据外观主义原则,辅以风险负担理论、权利救济以及司法引导等角度保护债权人利益,当然,以上均建立在名义股东债权人善意无过失的前提下。此思路立足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设置目的之上,“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是此类诉讼解决问题的核心,所以“股权真实归属”和“能否阻却执行”均应纳入诉讼审查范围,切不可为减轻讼累而投机取巧,只讨论“第三人”范围而忽视对股权归属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