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调查是个复杂的事物，它在中国的兴起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社会和学术现象。整体认知现代社会调查的兴起，对于了解近代学术的变革和社会的改良，具有双重的历史意义。　　对它进行全面的考察，不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所能胜任。本文只打算从整体上考察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兴起的过程，理清其中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国的现代社会调查到底肇兴于何时?民国时期社会调查活跃的表现怎样?现代社会调查在兴起过程中与社会改良、相关学术发展的关系如何?等等。　　本文考察的对象，主要是中国人自己所从事的社会调查，所依靠的资料主要是当时人所作的调查报告及调查方法方面的论著。　　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相结合是本文的主要方法。笔者分别对清末、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的数量作了统计，拟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析，力求反映这两个时期社会调查的整体状况和基本特点。　　“型式”是本文进行定性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根据已有的研究，社会调查可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不同的分类。依据这些划分，可以窥测社会调查的大体面貌和一些特点，但对社会调查发展脉络的清理及其与相关学术、社会变动之间关系的把握帮助不是很大。而且此期社会调查的数量过极为庞大，内容也非常纷繁，依据这些划分难以对社会调查进行总体而深入的观测。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以调查的目的、套路，调查与相关学术的关系等作为一个综合的指标来区分社会调查。为了显示与“类型”的区别，本文引入“型式”这个概念。凡是符合一定的调查目的、套路和学术规范的调查均可归属于某种某型式。　　除导论外，本文可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由前两章组成，主要是从总体上考察社会调查兴起的过程及其表现。　　社会调查萌发于清末，活跃于民国。第一章主要通过统计和适当的分析来揭示清末社会调查的总体状况及基本特点，并通过一定的指标分析来判断这期间的社会调查是否具有现代性，结论是清末中国现代社会调查已然肇兴。　　就时间而言，中国人开始从事现代社会调查的年份当为1897年，1903年后中国现代社会调查逐渐成为一种潮流。就内容来讲，清末的社会调查内容繁多，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些调查中，如从大的方面划分，经济调查的数量最多。如从更细的类别来分，则教育调查的数量占首位，其后是商贸调查。就地域来说，全国各省区几乎均有调查，但多寡不一，调查大都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省区。就调查主体而言，清末社会调查起子民间个人的提倡，而政府对它亦愈来愈加以重视，在数量上政府方面的调查有后来居上之势。就调查所涉国别来讲，国内调查、国外调查都获得了时人的垂青。　　受国外社会调查影响较大，与争取利权息息相关，与清末新政密切相联，整体水平较低，是肇兴时期社会调查的四大基本特征。与这几个基本特征相关，现代性的具备应是清末调查最为根本的特征，清末的调查无论在调查的主体和目的，调查的对象范围，调查的方法、技术和自觉意识等方面，还是在调查的客观性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现代性。　　第二章主要是通过统计分析来描述1912-1937年社会调查的时间、地点和内容分布;并对各种型式的调查加以简要的概述，以此来反映这个时期社会调查的活跃情形。在此基础上对这个时期社会调查的两大基本特点——社会调查与社会服务、改良密切相关，社会调查与相关学科紧密相联，作一简要分析。　　就这个时期社会调查总量时间分布而言，1927、28年和1934年是两个“拐点”。在1927、1928年前，社会调查的数量总是在低位徘徊。此后，则出现了明显的加速度上升的过程。1934年后调查的数量又出现了突然下降的现象　　在社会调查的地域分布方面，本文以刘育仁的研究为靶子，通过统计分析，得出了与其明显不同的结论:1928年前有关边疆、内地、沿海的调查同时存在，且数量差距不是很大，民初几年边疆、内地的一些省份的调查并不比沿海各省少多少;1928-1934年间沿海各省的调查愈益增加，此后则大幅减少。在这二十余年中，农村调查的数量不仅一直比城市调查多，而且从长远的趋势来看亦是如此。　　在调查的内容分布方面，经济调查一直最多，而且趋向亦是如此。社会（狭义）的调查在起初几年并未受到太多的关注，1918年后从事该项调查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文教调查在民初几年一直比社会的调查多，后来逐渐被社会的调查赶超而在总量中屈居第三。政治的调查一直比较少，不过1934年有关政治的单行本调查报告要比文教调查多出一倍以上。在社会的调查内部，人口状况、阶级阶层和社会病态及救济问题，乃是人们急于了解的几大重要项目，有关社会组织和民族的调查也占有一定的地位。经济调查中，工农业调查构成了总量的半数以上，而且农业调查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工业调查，此外矿产和经济概况也是调查者关注的重要内容。文教调查方面，有关社会教育的调查在教育调查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习俗调查则出现了两次高潮，一次发生在1925至1928年间，另一次发生在1931至1935年。政治调查方面，国民政府为了科学施政、公平税赋进行了一些调查，其结果就是各种行政调查和税赋调查的产生。其他方面，华侨调查、涉外调查、地理和边疆地理调查等，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存在。　　与第一、第二章的综合性整体把握不同，本文的第三、四两章，则是一种个案的分析，试图以两个个案，来透视现代社会调查的兴起与学术现代化和社会改造之间的历史关系。　　第三章主要是试图通过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调查总体状况的分析，透视其在该系学科建设乃至社会学中国化中的地位，并对该系Booth式调查与社区研究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从社会调查的角度而言，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科建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Booth式调查盛行时期和社区研究推行时期。　　社会学理论、社会服务和社会调查三者并立但有偏重，这一最初由许仕廉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不仅反映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科建设的基本格局，也可用来概括当时国内高校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总体状况。在燕大社会学系，许仕廉、杨开道掌权时期学科建设的情况如此，社区研究派当政时期依然如此。派克、布郎、吴文藻等人虽然提倡要以人文区位学、结构功能主义指导中国社会学的实地研究，他们在燕大社会学系也逐渐掌握实权，但他们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格局。在今天看来，社区研究与Booth式调查一样，都是社会调查的一个类别，只不过它们的研究思路不同而已，而且即使在社区研究派掌权后，Booth式调查在所有实地研究中还占有很大的分量。在该系学科建设的三项内容中，社会调查成绩一枝独秀，其中，社区研究的成绩更为昭著，而在社会服务（社会工作）、理论建设方面，该系虽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却十分有限。一般而言，社会学要完全完成中国化必须依次经历三个阶段:理论引进阶段、以理论指导中国国情研究的阶段、理论创建阶段。该系在社区研究方面成绩显著，但社区研究能不能有效认识中国整个社会，还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连第二步工作尚存在重大理论缺陷，遑论第三步了。理论的创建，至今还是中国社会学界有待解决的问题。　　第四章主要是在介绍定县试验（实验）区社会调查总体状况的基础上，分析平民教育整体工作思路的形成过程和具体实验工作中的社会调查地位，以及社会调查所受之反作用，进而揭示李景汉等人调查的某种非客观性。　　笔者认为，社会调查对定县平民教育运动整体工作思路的形成并没产生太大的作用，但在各项具体试验（实验）工作中它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这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通过社会调查，人们可以深化对社会基本情况的认识，进而可以强化整体工作的方向感;通过调查，可以为各种改良计划和方案的制定提供事实依据和工作思路;社会调查对具体工作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本文的难点非常多，最主要的难点有三:一是资料浩如烟海，极为分散，试图一次性搜集完整，几乎不可能。尽管笔者尽了极大的努力，并得到了许多老师热情的帮助，肯定仍有不少遗漏，有待今后进一步补充完善。同时，把考察的对象限于本国人所作的调查本身也有局限，有可能影响人们看问题的深度。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不足，在论述相关问题时对一些必须涉及的外国人在中国的调查，也将予以适度的探讨。从笔者的角度来看，一些由外国人主持、并撰写报告，但实地考察有中国人参与甚至由他们独力承担的调查不能完完全全算成是外国人的调查。此外，本文还有一个不足，就是对此期中国人写成但用外文发表的调查报告搜集得较少。二是现代社会调查十分复杂，任何概括性的把握都有可能失于偏颇。三是对社会调查与相关学术领域的关系的研究，都必需相应的丰富的专业知识，而这方面比较欠缺。这些都是制约论文写作的客观因素。　　不过，拙文在如下方面还是有所贡献的:一是对现代社会调查肇兴的时间及肇兴的具体表现，提出了新的见解和辨析;二是本文对此期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调查作了较为丰富、全面的收集，所搜集到调查报告目录达六千余条。在大量掌握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努力做出了统计分析，可使人们对此期社会调查的全貌有较之以往更为清晰、更为具体的认识。三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社会调查的兴起，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出历史的分析，虽然多有局限，但毕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尤其是相对于不太重视具体的历史过程进行探讨的社会学史的有关研究来说，应当不无参照补充之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