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柏拉图《斐德若》一书在中国大陆的接受过程,既是一个对经典作品接受史的个案研究,也能映射出当代中国文艺学、诗学研究范式地转变。在文艺理论研究论域中,柏拉图一直是中西学界关注的焦点,对他的关注能不断促使学界催生出新的问题意识。在柏拉图及其作品进入中国的语境过程中,中国学界也经历了颇为曲折复杂的理解与接受过程。本文一方面关注《斐德若》的相关译著及研究,另一方面则试图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探究柏拉图美学及诗学思想在中国的接受过程的嬗变,并试图发掘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根据近90年内时代的文化特征和研究路径变化,大致可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斐德若》接受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是接受的起步期。郭斌和、景昌极两位先生意识到柏拉图的文章乃是西洋精神之源泉,于1929年首译《柏拉图五大对话集》。由于当时政治运动得如火如荼,在当时并未掀起风浪。20年后,朱光潜以一本《文艺对话集》开启了国内柏拉图研究的热潮。此后一直到1980年,国内学者对柏拉图的研究都受到朱光潜对柏拉图“客观主义唯心论”的影响。5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思潮造成了学界观念的狭隘化与批判的政治化。这一时期,对柏拉图作品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对其“唯心主义”、反民主立场地批判上。同时并未出现专论《斐德若》的文章,提及《斐德若》的相关文论都是为了落实柏拉图“唯心主义”之罪。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期是反思与突破期。改革放开以后,西方的学术思潮再次涌入,使得中国学界对柏拉图的相关研究进行了一段时期相同的研究模式——聚焦于柏拉图思想中的理式说、回忆说、摹仿说、灵感说等。直至1999年,学界有了新的反思。陈中梅出版的《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一书,开启了国内柏拉图思想研究新潮。学者们开始意识到“阶级定位”“主义定位”的弊端,不再根据几篇对话和西方各种主义地席卷就对柏拉图思想进行总结批评,而是尽可能详实地展现柏拉图思想形成的理论根源,跳出“阶级定位”、“主义定位”的窠臼。这一时期,学界开始出现专论《斐德若》篇的学术文章,并开始对柏拉图“唯心”的部分做辩证二分地看待。近20年是接受的开放与创新期。新世纪刘小枫的《斐德若》译本以更贴近希腊原文的优势得到学界广泛认可,这时期学界的《斐德若》研究大多以此译本为第一选择。与此同时,随着西方古典学地引进,学界出现一批本着还原柏拉图思想真实面目宗旨的学者,实事求是的理解和阐释《斐德若》及柏拉图相关作品。因此,这时期研究《斐德若》的论文层出不穷,立论新颖,视域开阔。他们不再孤立地研究柏拉图的观点,而是追根溯源,以整全的视野重新解读《斐德若》中蕴含的苏格拉底式智慧。至此时期,柏拉图“唯心主义”的标签已悄然淡化。重新审视近90年汉语学界《斐德若》接受过程,既是一个回顾文艺学经典思想资源地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也是一项对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辨析、扬弃工作。中国学者对《斐德若》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理解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们从简单的阶级二元论,到以审美为中心,再到全面、深入理解西方古典思想资源的清晰历史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