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经历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期,但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与环境恶化问题却日益凸显。环境问题不仅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也不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甚至对政府信任和社会秩序构成了挑战。环境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理念在国家层面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在相关环境政策的具体的执行上,却不如人意。在此背景下,中央启动环保督察,试图运用中央权威打破地方政府常规环境治理机制,自上而下传导环保压力,形成势能推进基层环境政策执行,克服地方政府常规科层体系在环境执法与监督上的阶段性失灵。本文首先利用中国288个地级市2015年9月至2018年5月的日度空气质量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宏观角度定量分析了中央环保督察对地方政府空气污染治理绩效的影响,同时将中央环保督察置于委托-代理与运动式治理的理论框架之下,基于对上海市F区Q镇的实地访谈调研,结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相关报道和文件,对中央环保督察在基层政府的运作图景及逻辑进行了详细的描绘与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中央环保督察的确显著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空气污染治理绩效。具体而言,与非督察城市相比,在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气候变量和季节假日效应之后,中央环保督察使被督察城市的AQI（空气质量指数）显著下降3.85,PM_2.5（细颗粒物）浓度显著下降3.52,PM₁₀（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显著降低5.84。同时在经过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中央环保督察对地方政府空气污染治理绩效的影响仍然显著。其次,中央环保督察这场由中央发动的高层级、高规格、高权威的督察行动在具体执行中体现了许多运动式治理的特征。其发动根源是对常规环境治理的纠偏,通过将行政任务“泛政治化”,上升为基层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广泛的政治与社会动员,确保实现中央环保督察的有效性。同时从实地访谈材料中归纳出上海市F区Q镇对中央环保督察的回应机制是: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调适、任务驱动下的专项行动模式、整顿性治理。虽然从回应机制来看,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与整改表现出短期性,但与此同时,其组织调适结果也体现出常规化与制度化的趋势。最后,本文基于研究结论对中央环保督察提出了三条政策建议:一是完善中央环保督察的法律依据,加快中央环保督察法治化;二是杜绝地方政府整改过程中的“一刀切”行为,以容错机制实现长效的环境治理;三是构建公众全面参与的环境治理机制,引导社会公众进行有秩序与制度化的环境治理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