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攻关期，现实情境要求中国国有企业应更关注价值创造而非单纯的规模扩张与利润增长。国资委也在起指引性作用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中突出了对国有企业经济增加值的考核。在当下充斥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国有企业如何调整战略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如何不断提升企业价值成为实务界和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新常态下，战略变革是中国国有企业实现突破和发展的重要途径。董事会作为企业核心的经营决策机构，其战略职能愈发凸显。因而董事会如何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如何影响企业价值创造成为了公司治理领域的重要议题。董事会的社会资本这一隐形特征从资源通道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因此，从董事会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开展董事会通过战略变革决策作用于企业价值创造的研究是富有实践意义的。在新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关注使命的力量。企业使命反映了组织的共同认知，既影响企业价值创造意识，也影响企业的战略变革决策，开展相关研究则有助于明确使命对企业战略决策与价值创造的重要作用。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董事会已从一个“橡皮图章”发展成为重要的战略角色，因而董事会成员凭借社会资本为企业提供战略资源的能力也显得尤为重要。在公司治理领域中，董事会社会资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中却很少采用基于更贴合实践逻辑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探析其作用机制。因此从董事会的战略行为视角分析董事会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是治理实践的时代呼唤也是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战略变革是企业应对变化、实现发展的重要战略行为。已有研究发现董事会是战略变革的重要参与者，而战略变革对企业价值影响重大。但理论研究针对董事会的战略变革参与及其价值创造的探究尚属少见。此外，情境因素是企业战略决策和价值创造的重要驱动因素，而以往研究却没有充分重视组织认知情境尤其是企业使命的作用。在企业的内部治理情境因素中，国内研究对企业使命的关注明显不足，研究成果十分稀缺，其作用方式尚不明晰，因此十分必要丰富使命的相关研究。
　　基于现实背景与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采用规范研究方法，依据社会资本理论、资源基础观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与组织认知理论，梳理并分析了董事会社会资本、企业使命、战略变革以及企业价值的相关文献，明晰其内在逻辑关系。在对企业价值关键前置因素作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假设，并构建了国有企业董事会在企业使命的调节下，通过战略变革影响企业价值的机理模型。
　　本文运用实证研究法验证前文的假设与模型。以2012年至2017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国泰安数据库、Wind数据库获取董事会及企业财务相关数据，通过对企业各年年报进行内容分析获取企业使命的基础数据，各数据经手工整理计算后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丰富的董事会政治关联有利于提升国有企业价值;(2)当董事会政治关联丰富时企业倾向于选择较大程度的战略变革;(3)企业使命强化了董事会政治关联对企业战略变革程度的正向作用，且当企业面临业绩压力时这种强化作用更强;(4)战略变革与企业价值之间为倒U型关系，即随着企业战略变革程度的增大，企业价值呈先增长后降低的趋势;(5)战略变革在董事会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间发挥着非线性的部分中介作用。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将战略参与纳入了董事会影响企业价值创造的理论体系之中，建立了董事会社会资本—战略变革—企业价值的理论模型，部分打开了董事会治理的黑箱，丰富了董事会治理的理论研究并使理论模型更贴近实践逻辑，同时本文还以战略变革作为中间路径开展研究，从更系统的角度丰富了战略变革的相关研究;(2)将企业使命纳入到董事会社会资本作用于国有企业价值的理论体系中，将其作为调节变量，探究并验证了使命对董事会社会资本与企业战略变革的调节关系与作用效应，对引导企业强化使命感建设具有一定指引作用。
　　本文的局限主要表现为企业价值与企业使命的测度方法之上。本文以EVA衡量企业价值，事实上这只涵盖了企业的经济价值。而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企业的社会价值、对环境的价值、对员工的价值同样也值得关注，但碍于测度方法的限制，本文并没有将其纳入研究中，未来还需开发更加广义的企业价值测度指标。本文借助David的九要素法衡量企业使命，但这一方法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不能直接反映中国企业的使命，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开发适于中国情境的企业使命测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