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对象是1960年代初期,《达吉和她的父亲》由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所引发的大规模的文学争鸣。本文试图对小说和电影的创作过程、文学论争的始末进行回顾,对其中涉及到的文艺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通过文本的细读挖掘当时争鸣中所彰显和遮蔽的问题。文章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讨论进行分析:第一章主要分析《达吉和她的父亲》从小说到电影的创作过程。小说在“双百”方针的催生下诞生,“双百”方针的制定为其带来了艺术探索的可能。但是电影改编时恰逢文艺界对《无情的情人》中“人性论”的批判,紧张的社会气氛影响了电影的改编。第二章通过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综合分析,客观、真实的还原《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论争始末,呈现第一现场中的各方意见。冯牧、李希凡、谢晋、黄宗英、贾霁等人极力维护小说的创作,李厚基、李士文、履冰、杨田村等人则认为电影的改编更加成功,艾芦、冬昕、卢炼等人则认为小说和电影的创作难分伯仲,各有千秋。第三章归纳、总结、深入分析这场论争中褒贬评价背后的文艺理论问题:“人性、人情”和“典型”。关于“人性”的讨论虽然并没有在此前钱谷融等人的基础上有所深入,但是处理了文艺创作中十分棘手的问题:让人性重新回归到文学作品中。“典型”问题的讨论是在三十年代、五十年代讨论基础上的深化。第四章通过对文本的细致分析,对小说和电影进行重新的解读。小说将民族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运用“外来者”的叙述视角、达吉双重身份之间的矛盾与融合,构建起新的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想象;面对十七年时期摇摆不安的文艺政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楔入成为政治夹缝中,作家在保持创作主体性与进入文学现场之间的平衡手段。小说和电影都意图将主流话语编织进入到自己的文本当中,打破“亲情”这一题材的缺席状态,摆脱文学写作模式的窠臼。在严肃的文学规约体系下,作家在突围中的努力、在人物情感上的开掘,这种艺术自律的尝试值得当下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