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政治联系与民营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展开讨论，分析了不同政治联系方式对不同非效率投资方式的影响，丰富了政治联系与公司非效率投资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而为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建立更为健康的政治联系提供了一定的指导。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社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容小觑。民营企业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非效率投资现象却普遍存在，具体表现为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内部和外部两大类，从公司内部来看，自由现金流、公司内部治理、管理者情绪等都会对投资效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公司外部来看，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市场化程度、信息披露和政府干预三个。其中，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政府干预对公司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政治联系作为政府干预的一种形式，成为公司和政府之间联系的纽带，会对公司的投资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政治联系可以帮助公司降低融资约束和打破行业壁垒，从而降低公司的投资不足水平，发挥政府“扶持之手”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会通过政治联系而加强对公司的干预，把一些社会目标附加到公司身上，成为“掠夺之手”，公司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不得不扩大投资，这会提高公司过度投资的水平。那么，政治联系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尚无定论。本文力求在现有的研究和理论分析基础上，从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个层面进一步研究政治联系对民营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政治联系是公司高管被动或者主动建立起来的，根据建立方式上的差异，政治联系可以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前者主要是通过聘请政府官员担任公司高管而建立的政治联系，后者主要是公司高管通过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而建立的政治联系。政府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有着直接的管理权，直接掌控着资源配置，而代表委员是民主机制的产物，对公共事务仅仅起到参政议政的作用，因此两类政治联系在获取稀缺资源和对社会公共决策等方面的影响力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必然会对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么不同政治联系的类型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程度有何区别？本文将分别研究两类政治联系方式对民营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不同影响。
　　本文主要采用实证研究和对比分析两种方法，以2012-2016年间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治联系方式与民营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关系。本文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对民营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都没有明显的影响，表明政治联系并不能显著影响公司整体的非效率投资。第二，对于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在过度投资样本中，其显著地加剧了民营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在投资不足样本中，其显著地缓解了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表明若民营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那么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存在会促进过度投资，提高公司的非效率投资水平；若民营上市公司存在投资不足，那么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存在能降低投资不足，缓解公司的非效率投资水平。第三，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变量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样本中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相比于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对民营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