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领域历来是腐败的高发区,即使时至今日,国际投资腐败问题仍然非常严重。而投资腐败已成为国际投资仲裁庭在案件审理中需要考虑的一项内容,国际投资腐败行为在国际投资法上的产生的法律后果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投资腐败的法律后果主要体现在两类案件中。第一类是东道国官员受贿或索贿,并根据受贿或索贿的结果来进行决策,从而侵害了未支付贿赂的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投资者向仲裁庭提起仲裁的案件。仲裁庭一般认定这种对投资者的不公正对待违反了东道国的投资者保护义务,秉持了较为正确的裁判导向。而第二类案件则不同,在该类案件中,东道国以投资设立、获得过程中存在腐败行为为由对投资者提出的仲裁请求主张管辖权抗辩或实体抗辩。仲裁庭对此类案件的基本导向是依据反腐败国际公共政策以及其他相关法律依据,认定涉及腐败的投资不能受到保护,进而驳回投资者的请求,这种做法很可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本文认为,仲裁庭在第二类案件中的裁判导向完全忽视了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利益的平衡,甚至涉及到对不当得利原则的违反。而且,这种导向也对东道国的政策选择产生了误导,结果不仅不利于国际投资秩序并降低了东道国对外资的吸引力,而且可能反而会降低东道国打击腐败的积极性,妨碍反腐败公共政策的实现。针对现有裁判导向所存在的问题,本文将考虑对国际投资仲裁中投资腐败法律后果认定的路径进行重新的选择,要求国际投资仲裁庭依据国际投资协定的要求对投资者在东道国的特定投资财产本身仍然加以保护。本文也会对这种新路径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全面的思考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