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侵权可区分为专利直接侵权与专利间接侵权。专利直接侵权的判定原则即是全面覆盖原则。专利权的权利范围是由专利权人提交的权利要求书界定,而全面覆盖原则即是指当被控侵权产品或方法包含权利要求书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或步骤时,方能认定构成专利直接侵权。但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某些行为人仅仅提供构成专利发明的部分零部件,而将剩余的部分或者步骤交由买家去实施,以此来规避专利直接侵权。如果不对这种行为加以制止,必然会打击发明人的创新动力。因此以美国为首,各国先后建立了专利间接侵权制度以规制这种回避直接侵权的行为。2016年3月21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其中第21条专门对专利间接侵权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从条文中可以看出我国选择的立法模式与美国十分相似,分别规定了提供专用品型的帮助侵权以及教唆侵权。然而,在专用品型帮助侵权中,并没有如美国271条(c)款一样规定“发明实质部分”要件。因此,有学者认为应该效仿美国的做法,对专用品进一步限定要求满足“发明实质部分”要件。也有部分学者建议应该效仿日本的做法,引入非通用品的概念,在条文中设立一种非专用品型帮助侵权的规定。除此之外,学界对于专利间接侵权中独立说和从属说的争议以及主观要件等问题也并未因此而消弭。本文认为就如专利直接侵权的核心是判断被控侵权产品是否满足全面覆盖原则,专利间接侵权的核心同样应该重视对专用品的分析。首先,被控侵权产品是否为专用品,应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判断有无其他实质性用途。其次,从激励理论的宗旨出发,唯有满足“发明实质部分”要件的专用品才值得法律保护。由于上述要求对于专用品的严格限制,在主观要件方面就应该适当地降低门槛包含明知或应知两种情形,并且采用过错推定原则能更好保护专利权人的权益。最后,在专利间接侵权是否以直接侵权为必要的争议中,本文论证了专用品型帮助侵权即使采用独立说也不会影响公众利益,因为其价值完全是由发明人所创造的。反之如果要强求发明人证明专利直接侵权的存在,那么发明人必定需要付出昂贵的诉讼成本,不利于对发明人的保护。关于是否要引入非专用品型帮助侵权的问题,笔者分析日美两国的判决后存在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如日本一太郎案中被告销售的软件,软件中含有可以轻易分离的专用品部分。在这种情形下通过对专用品型帮助侵权灵活地适用便能解决问题。第二种类型,被控侵权产品本身确实具有多种用途,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企图在通用品与专用品之间引入非通用品的概念对于是否构成专利间接侵权本身的判断没有任何帮助,最终还是要通过当事人的主观意图以及反映主观意图的客观行为来认定,那么此种认定方式与我国《司法解释(二)》第21条第2款中的教唆侵权无异,因此也无须引入非专用品型帮助侵权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