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肇始于1934年冬，正式成立于1935年9月，历经苏州、上海两地办学，结束于1941年6月。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办学宗旨；以高级国学人才为主要培养目标；以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研究为基本培养手段；以书院传统的讲习为基本教育形式；以小学和经史子集等国学知识为主要教学内容。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所从事的特定的高等教育活动，对近现代国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对近现代国学高等教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一所“无名而有实”的以国学高层次人才培养为宗旨的、具有特殊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对于一个高教机构的研究，当然离不开对其组织设置、运行状况、制度规章等的研究，但这些因素本身并不构成研究的基点。对大师讲墅和书院讲会推崇备至的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它所有异于一般学校的办学特点以及办学成就，都与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教师群体和以汤炳正、姚奠中等为代表的学生群体，以及当时与讲习会相关的其他成员的思想、行为的特点密切相关。所以研究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首先就是研究讲习会的“人”，并把他们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高教人物”来研究。　　章太炎的讲学始于苏州，终于苏州，仿佛是历史的轮回。章太炎讲国学主要有讲演、讲习两种形式。除了一些较不系统的讲演外，在章太炎讲国学的历程中，还有几次时间更长、主题更鲜明，受众更广泛的国学讲演，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更彰显。第一次是1922年应江苏省教育会之请在上海的讲学。第二次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章太炎赴北平期间，先后应邀在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作国学讲演。第三次是章太炎寓居上海时，从1932年秋到1934年间在苏州、无锡等地的国学讲学。相比较讲演，影响更大的章太炎创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章太炎一生中，举办过三次冠以其姓氏的国学讲习会，以时间先后顺序为东京章氏国学讲习会、北京章氏国学讲习会和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东京章氏国学讲习会创办于1906年9月左右，至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章太炎归国结束。东京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弟子主要包括黄侃、钱玄同、朱希祖、龚宝铨、许寿裳、周树人、周作人、朱宗莱、钱家治、任鸿隽、汪东、刘文典、沈兼士等。北京章氏国学讲习会从1913年8月到1916年6月，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由“同人劝以讲学自娱，聊复听之，然亦未尝不招当涂之忌也。若并此不为，则了无生趣矣。”于是决定续办“章氏国学讲习会”。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苏州国学会时期（1933年1月—1934年底）；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时期（1935年4月—1937年8月）；上海太炎文学院时期（1939年2月—1941年6月）。　　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一所特殊的高等教育机构，它对于当时以及后世的国学特别是国学教育的影响和价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其特殊性。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办学宗旨、培养目标、组织形式、人员构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与无锡国专、清华国学研究院、北大国学门等高等院校相比较，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表现出了浓厚的书院特色。即教育内容上坚守朴学传统；教育形式上坚守讲习传统；学术研究上坚守自治传统；师生关系上坚守自由传统；价值追求上坚守内圣外王的传统。这种书院特色的形成与讲习会创办人章太炎师承俞樾，在诂经精舍7年的求学经历，以及国学传统自身的内在要求之间，存在着具有必然性的联系。　　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价值一方面在于对中国近现代国学高等教育产生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是培养了一大批国学的高级人才，产生了极为丰富的国学研究成果。章太炎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招收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批研究生，其中，汤炳正、姚奠中、李恭、金德建等成为国学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创办《制言》杂志社，并坚持出版了63期，发表了众多具有极高学术水平的论文。另一方面的价值在于对当前我国高校国学教育和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如何在顺应现代大学办学一般规律的前提下，针对某些特殊领域高深学问研究和传承的特殊规律，选择多元化的办学形式，实现大学的个性化发展，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历史存在无疑会带来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