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解决市场经济体制和传统户籍制度出现的矛盾,政府出台了相关户籍政策,允许农村人口进城务工,自此我国的户籍制度开始由“农民-城市人”僵化的二元对立制度逐渐向“农民-农民工-城市人”流动的二元对立制度发展。这种流动化二元户籍制度的发展,虽然解决了城市劳动力不足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剩的矛盾,但是却产生了令人关注的“农民工”问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主体开始发生了代际转换: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规模开始扩大,逐渐替代第一代农民工,成为了城市建设新一代的生力军。由于该群体的特殊性,对第一代农民工越轨行为的理论解释,不能完全照搬在他们身上,所以对新生代农民工越轨行为逻辑的分析迫在眉睫。故本文希望在对“新生代农民工”、“越轨行为”等基本概念的界定基础上,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越轨行为逻辑,反思现有的预防控制措施,试图探讨出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越轨行为预防控制制度框架。通过对相关访谈资料和全国总工会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的分析,本文界定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28周岁以下,在20世纪90年代末或21世纪初开始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人口。同时为了更好的把握该群体的特征,笔者从务农经历、教育程度、外出动机、消费方式以及自我认知和期望五个维度出发,对其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越轨行为主要是指违反主流社会规范的行为,根据其违反规范的轻重,可以将其划分为不适当行为、不道德行为、反社会行为以及违法犯罪行为四个层次。在文化冲突理论指导下,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殊性,本文通过社会认同感、相对剥夺感、不公平机会体验感以及社会敌意四个维度,对其越轨行为路径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他们之所以会做出越轨行为,主要是由于长期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心理产生了对社会更强烈的感受,即社会认同感模糊化、相对剥夺感深化、不公平机会落差感深化,甚至出现了社会敌意。而要预防该群体的越轨行为,不能单纯的从宏观户籍改革制度的角度出发,而应该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制定预防控制措施。这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提高自身素质;促进社群融合;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这三种对策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其中自我素质的提高是预防越轨行为的前提条件;社群融合是预防越轨行为的关键问题;宽松的社会环境是预防越轨行为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