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人殉源于何时,勾稽史籍,无从考证。但从楚国的阶级分化过程及强国历程可窥其端倪。楚武王熊通时,正式称王,产生了脱离一般公众的王权、统治机关,主、奴名分已定,人殉产生的条件已相当成熟。可见,春秋早期,楚国应已出现人殉,遗憾的是文献缺失记载,考古资料亦未找到实证。考古发掘充分显示：春秋中期,主要在高级贵族墓中出现人殉,春秋晚期达到鼎盛,战国早期开始衰落,战国中期进一步衰退。根据殉人身份楚国人殉主要分为三类,妻妾殉葬、亲信嬖宠殉葬和奴隶殉葬。与秦国相比,楚国人殉存在的时间较短,主要集中在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的河南和政治中心所在的湖北。从处置殉人的方式看,楚国人殉不及秦国残酷,殉人位置也不及其复杂。楚国殉人主要是妻妾、亲信嬖宠和家内奴隶,身份较单一。女性殉人在楚国人殉中占较大比例。总体上看,楚国人殉实例较秦国少。值得注意的是,楚国并非所有同时期同等级的贵族墓中都存在人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此外,有这样一类人,其为某种精神信仰而自愿从死,这与人殉有本质的不同,当视作“殉节”为宜。蔡国和曾国在较长时间内为楚国的附属国,受楚文化影响较大。寿县蔡侯墓、曾侯乙墓和擂鼓墩二号墓都是楚系墓葬,但是,其受楚国丧葬文化的影响程度却有较大差异。寿县蔡侯墓中几乎不含楚国丧葬文化的因素,而曾侯乙墓的人殉情况和楚国同等级墓葬的人殉情况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当是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曾侯乙殉葬21人,而寿县蔡侯墓殉葬仅1人,这除了与二者的国力有关外,还与楚曾、楚蔡的政治关系相关。片俑是殉俑的雏形,无论是从面部五官、衣着装饰、体形比例,还是从雕刻、绘画技法上看都显得古朴笨拙。从俑葬的发展演变看,其滥觞于春秋晚期,战国中期迅猛发展,战国晚期达到鼎盛。从分布地域看,最早出现在湖北当阳,后来逐渐突破地域的限制,但总体上是在楚国政治中心附近地区及其大后方湖南。从俑葬原则讲,战国早期一般随葬木俑2——4件；战国中期,大夫以上随葬8——30件,上士6——12件,中士和下士2——4件；战国晚期,俑葬扩展到平民墓中,其原则呈现混乱无序的状态。俑葬作为楚国丧葬活动中一种特定的物质文化现象,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产物,是奴隶制崩溃向封建制过度的结果,楚墓中人殉、俑葬或人殉与俑葬并存的现象正是当时社会变革的集中反映。在楚国丧葬中,人殉和俑葬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俑葬作为变相人殉的一种,没有人殉就没有俑葬生长的土壤；另一方面,俑葬的发展加速了人殉的衰落。目前,秦国人殉52例(不包括秦公、秦王墓),楚国人殉27例(不包括纪山大薛家洼冢和熊家冢),仅占秦国的一半余。楚国进入国家文明较迟,并且,从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楚悼王之世一直处于封建领主制阶段。该时期的人殉情况显示,殉人的身份主要是妻妾、亲信嬖宠和家内奴隶,而殉葬生产奴隶的情况极少,这或可作为楚国不是奴隶社会的一个佐证。战国中晚期,楚国过渡到封建地主制阶段,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动,鄂城百子畈M3、M4、M5墓主或为这种变动所致的地位上升者。没有成熟的蓄奴制是楚国人殉较少的根本原因。春秋时期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人殉也打破了原有的等级限制,殉人数量、随葬品和礼器组合上都出现了僭越。进入战国时代,社会变革加速,传统的礼制被彻底破坏。下等贵族中出现人殉的情况增多,人殉下移了。从处置殉人的方式、殉人葬具和随葬品、殉人身份和从死的选择权看,楚国人殉相人性化,这与其浓厚的民本思想有关。楚国的开明君主和有识之士在战争及社会的发展中逐渐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并从以往的教训中总结经验,进一步推动了民本思想的发展,这也是楚国人殉较少的重要原因。楚人由于自身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地理因素,在丧葬文化上这体现为介乎夷夏之间的楚俗。其一方面遵循周礼,在丧葬制度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昭穆之制为特点的上层贵族墓地中同样存在着陪葬风俗和人殉风俗,并且,某些楚国蛮夷贵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陪葬风俗。另一方面,楚国蛮夷高级贵族中也有保持本族葬俗拒绝人殉或陪葬者。楚人迁居江汉地区历时既久,栉蛮风,沐越雨,潜移默化,其精神文化比中原带有较多的原始成分、自然气息、神秘意味和浪漫色彩,逐渐地形成了南方的流派。其中,俑葬是最楚人最富浪漫色彩和创造力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