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步于2002年。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在2014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的通知》（简称“《规划纲要》”）的顶层设计文件后,各部门各地的信用立法立规如火如荼的展开。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运行机制也在日益发挥更为重要的价值。其中,失信行政惩戒由于其天然带有的行政权力的属性、对被惩戒对象权利的限制程度更为严重而广受关注。目前我国在规范性文件层级已经对于失信行政惩戒进行了不少规定,但是在失信行政惩戒的体系建设上还存在许多纰漏有待对其进行完善。因此,本文以市场监管领域作为研究失信行政惩戒的着眼点,通过对失信联合惩戒备忘录进行充分的梳理,着重分析失信行政惩戒在市场监督管理领域的实施情况,并进而采取学理性的分析方法对其中的不足现象进行剖析,最后针对不足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措施。第一章主要是对失信行政惩戒进行理论上的分析。首先通过对失信行政惩戒兴起背景进行介绍,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新型监管机制改革和失信惩戒制度的关系进行梳理,摸清失信惩戒的制度定位。其次是对“信”、“失信”和“失信行政惩戒”的概念进行梳理,再对“失信行政惩戒”的三大制度构成进行解构式的分析,旨在从理论层面对失信行政惩戒的各构成要素进行明晰。最后,分析失信行政惩戒的意义。第二章针对市场监管部门的职权职责,对市场监管部门实施失信行政惩戒的现状进行分析,即分为市场监管部门作为牵头部门、作为配合部门和一般性监管三类对现状进行分析。同时本章结合我国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体制改革的角度,分析失信行政惩戒对市场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带来的例如“双随机,一公开”以及市场主体年报制度等新变化。第三章在前两章的基础上,对失信行政惩戒从制度供给、实施过程以及救济措施三方面分析其存在的问题。首先,失信行政惩戒存在制度供给的不足,现有的备忘录无法完成指导失信行政惩戒工作的任务。其次,在市场监管部门具体实施失信行政惩戒的过程中,又存在由于对失信行为缺乏统一的认识而导致的惩戒对象认定偏差的问题;且规范性文件中对惩戒措施并未分级分类,导致惩戒原因和后果的不匹配;失信行政惩戒由于缺乏对失信行为人权利保护和权利救济的规定,导致这一不利益行为存在非常大的自由空间,不利于失信被惩戒人的权利保障。因此,第四章针对我国失信行政惩戒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既要进行立法完善,同样也要注重提升失信行政惩戒的实施质量。首先本章对失信行政惩戒进行再反思,即认可备忘录的对等性公法契约的性质。备忘录实际上是各签署单位开展行政协助的协议,即保障各单位“联合”机制的文件,而不是一种新的“行政处罚”。故在此基础上,针对制度设定之初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制度构建应遵循的法治原则。其后,通过整合备忘录和加强立法,解决法律授权不足的问题,并在立法中解决惩戒措施未分级分类的问题。同时,制定“失信行为”的标准,严格把握失信对象的认定,防止失信话语的再扩大化。最后,通过健全权利救济机制,做好失信被惩戒人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