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项活动。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符号间的简单转换,更是文化间互通有无的过程。自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转向后,对翻译的研究也从简单的语言层面研究越来越多地转向文化层面的研究。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词语是语言的基本组成单位,因此承载大量文化信息的文化负载词一直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中对于文化差异究竟应该采取更贴近源语文化的异化策略还是更贴近目的语文化的归化策略的争论尤其激烈。归化和异化是处理文化差异的两种策略,在1995年被韦努帝提出后便被广泛地应用到翻译实践中,然而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究竟应该以归化策略为主还是以异化策略为主到目前尚无定论。《围城》是中国现代史上一部杰出的讽刺主义小说,是钱钟书先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在国内出版后好评如潮,先后被译为多国文字,流传到世界各地。在《围城》中反映中国文化的文化负载词俯拾即是,能否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处理好这些文化负载词是该小说译本成功的关键。因此本文旨在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从韦努帝的归化异化理论出发,结合文化负载词的概念意义和联想意义,比较每类文化负载词中有哪些是两个译本中都采取异化策略的,都采取归化策略的,一个采取归化一个采取异化策略的。并评价译者采取不同翻译策略达到的交流效果,并分析译者在同一个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上采取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与俄译本相比,英译本更多地采取了异化策略。但割裂地来看归化和异化的优劣性是片面的,应结合翻译目的,作者交际意图、译文类型和读者接受水平,灵活地采取翻译策略,达到归化异化的动态平衡,最大程度地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