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研究报告表明,2000-2010年中国环境污染成本接近每年GDP的10%。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亟需通过合理的环境规制进行引导;经济的发展需要依托技术进步的支撑作用,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促进环境保护。由于不同来源的技术进步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不同,且不同污染程度的行业对环境规制的承受能力有所差异。因此,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基于行业异质性,研究环境规制与不同来源技术进步对环境效率的影响显得尤为必要。论文基于“波特假说”理论,以2005-2013年中国36个工业行业为研究样本,依据污染强度将行业划分为清洁生产型和污染密集型,并针对技术进步来源进行细化,构建环境规制、不同来源技术进步与工业环境效率之间的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同时为区分有效DMU的效率高低,以及解决传统DEA模型存在的松弛偏差问题,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环境效率指标。研究结果表明:(1)滞后一期的工业环境效率与当期工业环境效率显著正相关,表明工业环境效率的提升是一个连续的过程。(2)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效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相比较清洁生产型行业,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作用效果更显著。(3)不同来源的技术进步对中国各行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其中:(1)研发降低了中国工业环境效率,而环境规制能够对研发的反向作用进行纠偏,相比较而言,环境规制与研发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环境效率的正向交互效应较弱;(2)技术购买降低了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相比较而言,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行业技术购买的正向引导作用更显著;(3)FDI降低了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相比较清洁生产型行业,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环境规制能够引导FDI向工业环境效率提升的方向改进,相比较污染密集型行业,对清洁生产型行业的正向引导更显著;(4)国际贸易提升了清洁生产型行业的环境效率,但相关性并不显著,却显著降低了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效率。环境规制与国际贸易的交互项对清洁生产型行业的环境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却显著降低了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效率。最后,论文提出应针对行业异质性设置合理的环境规制,通过引导技术进步推动工业环境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