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以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为特征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发展中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低质量供给与高质量需求间的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逐渐升级,日渐束缚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强化环境规制政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然而,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是社会发展休戚相关的两方面,公共政策实践对任意一方的偏颇都将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环境规制不足或规制过多均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需要辨明环境规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科学把握环境规制的政策力度,以便设计出最佳的环规政策机制,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研究。首先,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本文从内在激励、外在约束、中介效应三个方面剖析了环境规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机理的生成逻辑。环规政策影响经济增长机理的内在激励,表明环规政策经济效应源于资源环境效益价值属性以及经济增长对于资源环境的依赖,而环规政策本身内生于资源环境领域的外部效应、产权不清、非竞争性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环规政策影响经济增长机理的外在约束,表明当前宏观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色发展执政理念和生态建设特色实践为优化环境规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但政策的交易成本和工具选择会抑制环规政策经济效应的发挥。环规政策影响经济增长机理的中介效应显示,环规政策是政府、企业、公众等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规制赞成者与反对者经由政治压力所达成的平衡会直接影响环规政策的有效性。与此同时,环规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亦会推动新的经济制度形成与发展,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方式。其次,鉴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多样性与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很难用单一学科阐清二者间的相互关系,本文选择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深入剖析资源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促进经济绿色增长的可行规制之道。结果表明,为有效化解转型期严峻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问题,促进经济的持续性增长,需结合中国本土化的国情将不同学科的环境规制思想有机统一在一起。一方面,需要运用经济学和政治学相关知识,明晰环规政策目标是尽可能以较低的成本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以及为达成这些政策目标所需的绿色财税工具;另一方面,需要运用政治学、法学理论建构环境管理法规制度,明晰生态保护权责义务主体以及资源环境市场的交易规则,降低环规政策运行成本。同时,亦需要运用社会学的社会互动论、社会建构论、社会分层论等优化环境规制制度体系,丰富环规政策工具。再次,本文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FDI与全要素生产率四个层面剖析了环境规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机理的作用路径。具体而言,微观层面,环规政策既可能激励市场微观主体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也可能诱发“成本遵循效应”,增加企业合规成本,抑制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中观层面,环规政策会通过影响产业竞争、产业区位、贸易结构等影响一国内部的产业变迁与升级,亦会通过影响FDI区位选择、FDI产业分布与FDI规模等影响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与水平;宏观层面,环规政策会通过时间效应与空间效应调节着资源要素在不同厂商、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以及不同时期间实现最优配置,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高与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复次,本文选用2007-2016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环境规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面板模型,借助数理统计分析实证检验了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经济绩效。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规制策实施有助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变迁以及FDI水平的提高,但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尚不明确,并且不同类型环规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与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经济激励型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与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优于其它指标,社会参与型政策对FDI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较其它指标显著。不同区域间环规政策的经济绩效亦存在显著差异,东部环规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与产业优化效应均最优,中部环规政策对FDI的吸纳效应较其他两地显著,西部环规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最显著。最后,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概述了文章主要结论,并从坚持清单式管理思维,明晰环境规制目标使命、厘清环境规制政策作用机理,丰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类型、立足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寻求环境领域精准规制、建设环境信息服务平台,以大数据助力绿色发展、推进关键领域配套改革,兜底民生缓解转型压力等方面提出了优化环境规制政策经济绩效,促进区域经济绿色增长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同时,文末还从样本选择、研究内容、话语体系方面阐释了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可改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