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中的每个成员都是兼具普同性和特殊性的个体,换而言之,我们与他人的不同本身就是最为平常的存在。然而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异质往往因其“可见性”而被标明和强化,从而引发个体生活状态的转变,将其推动到边缘性的生活处境之中。本文在文献和理论梳理的基础上,以重构身份的艾滋病人为样本,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提出“边缘身份建构”的概念和研究议题,并试图立足与此,对“结构-行动”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探讨。调查发现,边缘身份的建构往往始于社会力量的创造和强加。依托于主流知识体系及其衍生的权力体系,社会建构生产出污名化的叙事体系,并试图“归置”异质性的社会成员,从而营造主流叙事体系下的污名身份。在艾滋病人身份的社会建构过程中,他们分别受到医学知识体系的“专业”界定、集体主义价值观下的行政隔离、传统文化作用下的道德审判和道德质疑、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情景中的社会排斥。这些结构上的力量相互交织、共同作用、营造了一种“身体病弱、行政弱势、道德危险、生活异类”的“艾滋病人”身份,并武断而强势地加诸于每个艾滋病毒感染者身上,其本质是一种污名赋加。于此同时,具有反思性、非决定性和社会性的行动者积极予以回应,调整、避开或抗拒结构力量的建构,以建构符合自身特殊情境、满足自己适应需要的具体身份,边缘身份的建构因而出现调整甚至转向。以艾滋病人为例,他们或者自我归类于其他身份(“正常人”),或者调整身份建构的方向和比例(身体上的病人,社会中的正常人),或是转而抗拒和反转赋予身份的污名属性(承认并强化疾病异质但扭转其文化意涵),从而减轻甚至改变了结构的污名赋予,代之以能动性、自主性和策略化的身份选择和自我呈现,这种结构力量和行动力量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边缘身份的建构是二者妥协和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艾滋病人身份建构的动态过程中,宏观的结构力量与微观的行动力量作用于话语权与信息控制、文化衡量与身份弥补和组织化与社会力量的生产三个方面,他们之间的互动和博弈是艾滋病人身份建构的核心机制。最终,一种“合理异质”的边缘身份得到建构,身体受损群体在边缘中实现了适应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