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自从事文学创作以来,凭借着不断的创新与挑战,逐渐赢得了精英读者和大众读者的青睐。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余华小说的接受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本论文以“余华小说接受”为研究重心,联系文学创作与生产的历史文化“场域”,旨在揭示映现在余华小说“意义生成”过程中的文学生产、流通、消费与再生产的故事,主要探究以下问题:读者在余华的小说创作中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他们是如何“阅读”和接受余华的小说?读者接受对余华小说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实现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又对余华小说的创作姿态产生了何种影响?对此,本论文分三章进行论述:首先,从宏观角度切入,分析余华“先锋”小说的阅读空间是如何生成的。本文认为,余华能够受到文学界的关注与80年代“先锋文学思潮”的形成有关,与“纯文学”想象下的“文学本体论”的建构相关。精英读者主要是为了打破“传统现实主义”写作“一统文坛”的僵局,追求文学创作的“自主性”。因此,1985年左右,当马原、余华、孙甘露等人用“怎么写”挑战“写什么”时,能够受到文学期刊、文学编辑和文学批评的赞赏与提携。1986-1987年左右,余华的小说创作追求一种“虚伪的形式”和“精神的真实”,契合了这一文学氛围,因而能够赢得文界的关注。其次,以“精英化接受”为视点,考察不同时期精英读者是如何接受余华的小说,精英读者接受对余华的小说又产生了何种程度的“规训”与“遮蔽”。本文认为,精英读者对“先锋”内涵的不同理解,影响着他们对余华小说创作的价值判断,其中“形式先锋”和“精神先锋”是评判余华小说创作的关键。精英读者接受对余华小说创作姿态的“规训”,主要表现为余华在创作中表现出的对“先锋作家”身份的“认同”。但是,不应该过分夸大批评家对作家的“规训”程度,因为余华的创作灵感更多地取决于自己的知识储存和审美趣味。“文学史”叙述普遍以《在细雨中呼喊》为界标,将余华小说的创作历程概括为“先锋”转向“传统”。作为教材的“文学史”具有着天然的“话语”权威优势,这一优势又是通过教育机构的知识传输来体现的,而著史者个人的审美趣味和叙述立场无形中也会影响其对材料的取舍和对作家作品的评判,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对作家的独特性产生一定的“遮蔽”。再次,以“大众化接受”为视域,考察大众读者是通过何种方式接受余华的小说,又是如何“阅读”余华的小说,总结大众读者接受与精英读者接受之间的异同,思考大众读者对余华创作姿态所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大众读者对余华小说的接受是从《活着》的剧本化“改造”开始的,《兄弟》《第七天》的“畅销”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质量”保证相关。因此,笔者以豆瓣读书、新浪微博、知乎等网络论坛上与余华相关的留言和评价为参考,重点分析了《活着》是如何被大众读者所接受的。在对相关资料的梳理与归纳中,发现大众读者主要有两种接受模式,一是“励志型”读法,认为《活着》中蕴含了“乐天知命”、踏实、本分、积极、乐观、不畏挫折的“精神力量”。二是“历史”品读法,聚焦于小说中40-70年代的“历史背景”,探讨故事的“历史叙述”是否真实。与精英读者相比,大众读者的“点评”更加感性化和个人化,他们对余华小说的“写作方式”和“真实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更加注重“讲故事”和“现实实在”。一言以蔽之,本文将读者划分为“精英”和“大众”两个群体分析余华小说的接受情况,并不是要抬高或者贬低某一方,而是要透过不同的审美视角和接受理由,探析两种接受模式背后所映射的“认识论”差异和“文化转轨”信息,从而客观地看待两种文学接受心态所反映的时代与生命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