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周礼》、《仪礼》、《礼记》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三礼”之学，是儒家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中国后世政治制度、社会思想、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影响很大。“三礼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变化过程，明清之际，学者遭遇时变，从而向儒家经典中寻求出路，提倡“经世致用”，“三礼”之学即在清初兴起，大盛于乾嘉，经学史每称清代是经学的复兴时代，以三礼为尤盛，研究清代“三礼”学，不仅对学术史，而且对社会史、法制史、风俗史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采用归纳、分析、综合、类比等方法，对清代“三礼”之学兴起的原因，有影响的“三礼”之专经或通经著述作了简要介绍分析，主要为五个方面。第一方面首先分析了清代“三礼”学兴起的主要原因，即社会政治环境使然和学术发展整体氛围带动，社会政治与学术的双向抉择与彼此的互动，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及此后经学及“三礼”学的发展，为清代经学及“三礼”学的复兴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是清以前及清代“三礼”学研究概述，力图提供一条中国古代“三礼”学研究发展的线索及一个全景式的概括。第二到第五部分则分而论之，从《周礼》、《仪礼》、《礼记》及通礼、三礼总义、杂礼等各类礼学研究的不同类型和特点总结，可以看出《仪礼》学研究的成果最多，成就最大，《周礼》和《礼记》的研究就稍为逊色，通礼类著作有几部也堪为扛鼎之作，这和“三礼”之中，《仪礼》一经争议最小颇有关联。清代学术存在的汉、宋之争在“三礼”学研究方面也有体现，如对郑玄“三礼”注的或尊或诋，清代“三礼”学家以乾嘉汉学家为中坚力量，他们的“三礼”学著作中张扬了尊汉贬宋的学术倾向，不过，由于他们惟汉学是真的治学态度，影响了对不同学说的兼容并包，如宋代大儒朱熹《仪礼经传集解》的学术价值不容轻视，但是被称为汉学大本营的《四库全书总目》却将其归入通礼之属，不以专经视之。另一方面，以毛奇龄、万斯大、方苞等为代表的清代宿儒，治礼极诋郑玄《三礼注》，虽然他们有的受到当时主流学术思潮的排斥和非议，但是他们为学术坚持的态度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立论新颖，考辨精详的名著。清儒治礼的主要方法是考礼、议礼，考礼即是考证古代礼制、仪文、宫室、服饰、器物、度数等，议礼即议论前代及当代的礼律和礼俗，他们在极窄的题目范围内，务把资料搜齐，判断审慎。清儒考礼、议礼又具有大胆的怀疑精神，他们虽然以郑玄“三礼”之学为宗，但对郑注、贾疏中认为有疑义者，通常毫不保留地指出来并参考他经诸说予以考证。清儒对于“三礼”所载繁琐的名物、度数的考证研究，不是毫无意义的虚耗时光，而是为我们揭开了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法制史、风俗史的长卷。对清代“三礼”学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清儒的工作价值，至少也算替后人把所需要的资料搜集在一处，而且对于各种资料相互的关系，和别择资料的方法，也有许多意见足供后人参考，这便是他们不可没的功劳。随着中华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和传统“国学”之价值被重新发现和评说，礼学研究在今后将逐渐受到重视，因此，本文所涉及的清代“三礼”学研究不仅对学术史，而且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起到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