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财务报告欺诈的相关内容以及侦测识别技术研究。本文的主要思路是从研究的意义和动机谈起，在相关理论的文献综述后，确定了本文对财务报告欺诈的界定。通过财务报告欺诈的历史演变分析得出上市公司财务欺诈的一些主要手段和欺诈的表现形式。接着，笔者开始对欺诈的侦测识别问题展开具体的论述。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来开展对财务报告欺诈的侦测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确定了定性侦测的基本思路和实际操作方法，确定了定量侦测的四重检验标准，在有限变量的前提下得到了更高的识别率。在研究的导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开展财务报告欺诈研究的动机和意义。主要的动机直接来自于2002年披露的震惊世界的财务欺诈丑闻——安然公司欺诈事件。这次财务丑闻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并适时促进了相关学者展开了财务欺诈的新一轮研究。对照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财务欺诈和舞弊案件，我们丝毫没有放松的心情。欺诈正在伴随着中国的资本市场一起走向“成熟”。由此，笔者认为，当今研究财务报告欺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特别是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根本利益。在本文的主体研究中，笔者首先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文献综述，这是本文第二章的主要内容。具体而言，研究的回顾主要在财务报告欺诈的概念上，财务报告欺诈的理论根源和动机上以及财务报告欺诈的侦测识别上。在概念问题上，笔者总结了历史上出现的所有与财务报告欺诈相类似的说法。这里面包括舞弊、盈余管理、会计信息失真、违规以及虚假陈述等。笔者对其相关概念的表述以及前人学者的观点进行了适当的总结概括。在理论根源和动机文献述评部分，笔者总结了一些学者对于财务报告欺诈发生的主客观因素的不同看法。在关于欺诈的侦测识别文献述评方面，笔者根据历史研究的时间，将其分为红旗标志研究和侦测方法研究两大部分。在每个部分，笔者都从国外国内两个方面展开总结和概述。红旗标志研究，主要侧重于从理论上来对欺诈可能发生进行定性分析，并把欺诈公司的异常情况(包括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视为侦测的起点，也就是“红旗”。侦测方法研究，主要在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的角度，了解前人学者在定量的侦测模型上的不断改进和具体统计方法的不同等。这为后面笔者开展定性、定量侦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第三章，笔者首先通过财务报告欺诈相关概念的深入分析而对财务报告欺诈的概念在本文中进行了界定。那就是从动机和过程角度出发，所有相关的舞弊、盈余管理、虚假陈述、(非固有)会计信息失真等都视为财务报告欺诈。接着，笔者坚持以史通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述了财务报告欺诈的历史演变。这部分从国外、国内两个视角来回顾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重要的财务报告欺诈事件。在国外分析部分，由于西方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久远，所以我们可以追溯到18世纪，在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特征。财务欺诈的高发期也正是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而中国的资本市场建立的较晚，同时中国的上市公司又可以借鉴国外已有的“欺诈经验”，所以我国的欺诈历史没有显示出明显的阶段性，而是多种欺诈手段和形式并存。通过国内外的财务报告欺诈的历史比较，笔者也得出了一些重要的启示。从相同点上看，国内国外财务报告欺诈的动机和目的都是大同小异的，它们也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深远的影响。同时这种欺诈事件的发生并没有因为加强政府管制而呈现出弱化的态势，甚至恰恰相反，欺诈的金额以及数量正在日益扩大。从不同点上看，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起步较晚，所以欺诈的时间和欺诈的影响就会有所不同，这些不同也导致了具体的欺诈手段上的区别。中国更倾向于直接造假，而西方已经发展到了建立真实的货物流的程度。本文的第四章为财务报告欺诈的主要手段。这部分是从手段的角度并结合本文对欺诈的理解而对前面介绍的中国财务报告欺诈的历史演变部分进行具体化。主要是分析各种手段如何被上市公司所利用。同时，这部分又不完全是已被证实的欺诈案件，还包括根据作者对欺诈的理解而分析的没有被政府监管部门认定为欺诈的事件。这部分内容具体包括：首先，直接利用准则的漏洞而进行欺诈。笔者列示了关联交易、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租赁、合并报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等几个重要的会计准则。其次，借助于资本运作而进行欺诈。其中包括收购兼并、设立空壳子公司等。第三，利用第三方的力量进行欺诈。主要有利用地方政府的税收、财政补贴，利用投资机构的委托理财等。最后，利用文字部分进行欺诈。文字部分是对财务报告的重要解释和说明，欺诈公司往往在财务报告的数字部分进行欺诈外，也不得不在相应的文字表述部分进行欺诈。由此也可以说，文字部分也是财务报告欺诈的重要的手段。主要包括，隐瞒经济事项、避重就轻以及推迟或者提前披露一些重要信息。在论述财务报告欺诈手段的同时，笔者在第五章也同时论述了财务报告欺诈的表现形式。这部分主要是从财务报告作为信息载体的角度出发，来分析都有哪些报告项目受到哪种欺诈手段的影响等。笔者分析了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以及附表附注等，对其中的每个报表项目所涉及到的欺诈都进行了充分的说明。这部分可以看作是上一部分欺诈手段的结果和目的，而欺诈手段也可以看作是这部分表现形式的原因。在经过上面五大部分的论述之后，笔者开始系统地开展财务报告欺诈的侦测识别研究。总体来说，笔者是按照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来进行侦测的。第六章是本文的定性侦测研究。结合前面的历史研究文献回顾部分——红旗标志，笔者确定了定性侦测的基本步骤。首先，要阅读报告中的文字部分；其次要对相关的文字内容进行推演，看其对财务报告应该有多大影响；最后再分析报告中所有的矛盾之处。矛盾之处才是我们侦测的红旗标志，这些矛盾之处越多，其越不可解释，那么欺诈的概率也必然越高。如果这些矛盾之处所反映的报告业绩方向更为一致的话，那么我们更可以肯定，公司在操纵财务指标，进行欺诈活动。笔者在此以德隆控制下的一家上市公司——重庆实业(000736)为例具体说明了定性侦测的方法。以2003年的年度报告为依据，笔者发现了大量的令人怀疑的隐瞒和矛盾之处，而且这些红旗标志具有方向一致的特征，笔者得到了欺诈的有效结论。最后，笔者通过定性分析重庆实业以及背后的德隆公司也得到了一些重要的启示。笔者认为，定性分析固然主要，但是其应用也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比如，要求分析者具有较为全面的知识，具有较深的分析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同时定性分析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由此，在进行定性侦测之后，笔者开始利用大量笔墨研究定量侦测的方法——统计模型预测。定量的方法最大的好处在于，其不受主观分析者的态度影响，产生的结论误差也较小，对于广大的中小投资者来说也许更为实用。本文第七章，主要论述了侦测模型的研究设计过程。笔者首先确定了研究的总体思路和样本的选择。在总体思路上，笔者认为宁愿承受非欺诈公司被判为欺诈公司的误判，也不愿承受欺诈公司被判为非欺诈公司的误判。在欺诈公司的样本上，笔者只能包括已经披露出来的欺诈公司，而可能在未来揭示出来的欺诈案件在这里只能被视为非欺诈公司了。这将给样本的客观性带来一定的影响。同时，笔者确定的欺诈公司是指某年度发生欺诈的公司，而并非在非欺诈年度也被视为欺诈公司。这是一个难度不小的挑战。这样在2000年至2004年中，某年度发生欺诈的公司将被混入500家非欺诈公司之中，笔者期望能够从大海中捞到“欺诈之针”。由于数据相当庞大，所以笔者借用CCER数据库。其次，笔者也对变量的设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影响因素入手，具体分析了宏观影响因素和微观影响因素，大致确定了变量选择的范围。接着，笔者确定了变量筛选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公开信息的原则、个别分析的原则、由表及里的原则、尽量简化的原则以及可度量性原则。这些原则的确定主要是为了定量分析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当然因为这些原则的存在，笔者也无奈地删除了一些重要但是无法纳入模型的变量，比如管理层道德水准。最后，笔者确定了四个方面的变量：财务指标、公司治理、财务风险和压力、关联交易(辅助)。同时，根据一定的标准并结合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笔者为每个方面的变量准备了一系列相应的指标。在财务指标方面，笔者按照年度、行业、利润表内指标、资产负债表内指标、现金流量表内指标以及表间交叉指标来设定的；在公司治理指标方面，笔者按照年度、治理会议、股权结构、管理层结构、管理层激励来设定的；在财务风险和压力指标方面，笔者按照企业外部的交易状态、审计意见、市场的评价以及企业内部的前一年的风险和压力、当年的风险和压力来设定的。至于关联交易方面，笔者将其作为一项辅助的判别，其包括的具体指标包括：交易状态、关联方控制关系、关联方关系性质、关联方所占权益比例、关联交易金额、关联交易性质、是否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占用资金的期末余额。在第七章的最后一节内容中，笔者说明了研究方法的确定。使用的统计软件是SPSS10.0，具体的统计方法是Classify聚类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这些基础的工作准备好之后，就正式进入了定量侦测的模型建立阶段。在第八章，笔者按照财务指标、公司治理、财务风险和压力以及关联交易这四个方面分别建立了侦测模型。先按照聚类分析所得到的结果对变量进行了初步筛选，而后根据筛选后的变量按照标准化、非标准化、Bayes和Logistic函数分别建立模型。财务指标经过聚类分析后，筛选出了显著性变量“其他收益／利润总额”、“年度”、“其他经营现金／销售现金”、“存货流动负债比率”、“存货周转率”和“支付的各项税费／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公司治理指标经过聚类分析后，筛选出了“年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持有本公司股份的监事个数”。财务风险和压力指标经过聚类分析后，筛选出了“年度”、“审计意见”、“市盈率”、“存货流动负债比率”。关联交易指标筛选出了“交易状态”、“年度”、“关联方所占权益比例”、“关联方关系性质”、“是否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对于这些显著性的变量，标准化、非标准化、Bayes和Logistic方法建立了不同的函数预测模型。第九章是笔者对上述侦测模型所反映的结论进行总结说明并比较不同模型预测的准确率。总体上对，对于欺诈的判别，Logistic的判别可靠性远远高于Bayes判别，只要是Logistic判别所认定的欺诈基本可以完全确定。但是唯一不足的是，Logistic判别对于欺诈的识别率过低。对于非欺诈的类别，Bayes判别可靠性远远高于Logistic判别，而且识别率也较高(但达不到Logistic对于非欺诈的判别)。对于财务指标、公司治理、财务风险和压力这三个方面而言，虽然都可以达到预测的显著性，但是识别率最高的是财务风险和压力，其次是公司治理，最后是财务指标。定量侦测模型的主要贡献在于对种类繁多的红旗标志进行了简化，从中挑选出了最具有欺诈特征的解释变量。其次，模型的综合准确率在信息来源单一的条件下，达到了70％左后，这是最为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样地，笔者也用在定性预测中的同一家上市公司案例进行了实际的定量检验，得到的结论和定性分析是一致的。本文的最后部分，笔者强调了定量侦测分析研究的不足和缺陷之处，并对未来在该方面的理论发展提出了看法。综观全文，笔者认为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首先，对财务报告欺诈的含义进行了新的诠释。以往对于欺诈的理解主要在陈述虚假的内容上，但是本文认为欺诈不仅是陈述的内容，还包括没有陈述的内容；不仅包括虚假的内容，还包括表面上是真实的内容。其次，对定性分析作了较为细致而深入的讨论。在财务报告欺诈的手段和表现形式中，笔者已经运用了本文的欺诈的含义进行分析和说明，同时在定性侦测部分也确定了侦测的思路以及具体的应用。最后，本文的定量侦测模型是一个系统的结构，具有更好的识别效果。定量侦测模型是从四个方面来开展的，每个方面所反映内容的侧重点是不同的，这样交叉识别的概率将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