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西方学者将媒体的舆论监督权视为是独立于传统三权的“第四权力”,其主要功能在于监督公权力运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美国被视为是践行新闻自由制度的先行者,其保障媒体舆论监督权的举措被许多国家参照借鉴。然而,殊不知,早期美国政府也曾有过利用“诽谤罪”钳制媒体进行公共讨论的不光彩历史。当时美国诽谤法主要是沿袭英国的诽谤法传统,在媒体诽谤诉讼中适用“严格责任”准则。媒体发表任何批评政府及其公共官员或者损害政府权威的言论,均可构成诽谤。这不利于媒体进行公共讨论和实施舆论监督之责。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确立了“实际恶意”诽谤认定准则,对传统诽谤法进行了改革。该准则要求,在针对媒体的诽谤诉讼中,原告必须要证明媒体在发表系争言论时具有“实际恶意”,其诽谤指控方能成立。如此一来,便限制了官员与公众人物以诽谤诉讼来限制新闻媒体报导的行为,从而保障了媒体的自由监督,有利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由此案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对“实际恶意”准则的适用范围进行了分阶段地拓展,最终确定了该准则的适用边界。美国最高法院在1967年的“巴茨案”和“沃克案”案中将“实际恶意”诽谤认定准则的适用范围从官员拓展到公众人物,又在1971年的“罗森布鲁姆案”中又将“实际恶意”准则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所有涉及“公共利益”的人物。然而,在在1974年“格茨案”中,最高法院主审大法官们认为,若在普通私人对媒体提起的诽谤诉讼中仍然适用“实际恶意”准则,似有过度扩张“实际恶意”准则之嫌,这不利于一般私人的名誉权保护。于是,最高法院放弃适用“实际恶意”准则,而在此类案件中采用“过失责任”准则,从强调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开始变为对公共利益保护与私人利益保护的平衡。总体而言,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媒体言论的司法规制体现了对公共利益保护与私人利益保护的合理平衡。美国1964年以来规制媒体言论的“实际恶意”诽谤认定准则的确立和拓展是基于对涉及公共利益言论的保护,而1974年以来确立其适用的边界则是出于对普通私人利益的保护。由此可见,美国当代对媒体言论的司法规制就是建立在对公共利益保护与私人利益保护平衡基础之上的。这对于我国完善媒体言论的司法规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