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14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4.8%。然而过去的城镇化发展速度过快,城市规模无序扩张,资源利用粗放,生态环境压力增大,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导致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依然显著,缺乏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动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指出,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土地城镇化过快,资源利用粗放低效,城镇空间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和生态承载力较弱,城市管理水平不高等等。可见,城镇化发展速度快,但发展质量不高。城镇化是我国未来拉动内需的最大动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方式,因此,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内在要求而言,必须改变过去城镇化发展方式走新型城镇化道路。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随后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了新型城镇化是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标志着我国从此进入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于原有城镇化发展方式而言的,是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资源利用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区域发展关系从不协调向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谐、城市发展与乡村繁荣和谐的发展道路,是以人为本、兼顾公平、和谐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由于目前对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尚未形成成熟的指标体系和测度框架,也鲜有系统地研究各影响要素与城镇化质量之间和内在关系相关成果。因此,有必要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体系,以系统的思想和方法分析影响城镇化质量的要素及其与新型城镇化质量之间的耦合协同关系,揭示各影响要素对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分析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与新型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关系,针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问题,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基于对国内外城镇化发展模式、发展经验的回顾,以及对既有研究成果的归纳比较,提出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着力解决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质量测度和影响因素耦合问题;采用定量分析方法(AHP层次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方法,提出以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效率为主要测度维度的“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在时间序列、空间截面上进行测量和比较;通过分析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与主要影响因素的耦合匹配关系,总结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制约因素,提出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对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构建。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主要观点,借鉴欧洲、美国、日本、韩国,以及国内东部沿海和苏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经验,归纳提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围绕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概念、内涵、本质特征,辨析评价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维度的构成依据、测度方法,以及主要影响因素组成和耦合关系,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影响因素系统和质量测度系统,为进一步研究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相互关系提供理论支撑。(2)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基于对新型城镇化本质和发展质量的理解,建立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三角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方法(ahp)和计算机数据拟合分析方法,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重庆市1996-2014年统计年鉴数据,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纵向测评;基于重庆市区县数据进行区县城镇化质量测度,以分析城镇化质量在空间上的差异,并对城镇化质量的水平-效率比进行分析;采用面板统计数据,在国家五大中心城市层面对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横向比较。(3)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与其影响因素的耦合关系分析。基于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影响因素六维系统的分析,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进一步剖析重庆市人口要素、土地资源、产业经济、生态承载力、城镇体系、区域发展关系等影响因素时间、空间特征,以及和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关系,结合影响因素特征研判各影响因素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机制。(1)分析重庆市人口在时间上的发展趋势、供需状况、未来预测,人口的空间差异和聚类特征,以及和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2)分析重庆市土地城镇化在时间上与土地利用结构、供需趋势特征,在空间上的差异和聚类特征,以及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归纳土地利用、配置与城镇化质量的内在机制;(3)分析重庆市产业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发展状况、产业经济的空间分异,以及产业发展空间布局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同特征,分析产业经济优化的可行性;(4)分析重庆市城镇体系结构、空间特征和空间优化策略;(5)构建城乡统筹测量指标体系并分析了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在县域层面的状况,以及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状况;(6)分析重庆市生态承载力现状和生态赤字发展趋势、生态适度人口和可持续能力,以及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力的耦合水平;(7)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人口、产业、土地、生态环境四要素之间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和格局,探索其与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发展的空间协调性和区域发展差异性。通过上述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和主要观点:(1)新型城镇化质量是由内涵式城镇化模式要求下的资源利用效率、空间优化程度、发展要素匹配程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城乡发展协同性的总称;新型城镇化质量的主要特征有内涵式、集约式、和谐性、合理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新型城镇化质量是以内涵特征为核心,以人口要素、产业经济、土地资源、空间布局、城乡统筹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等影响因素为要素支撑的六维结构有机系统。系统功能包括:经济增长、资源配置、空间改造、社会发展、生态平衡和城乡统筹发展。新型城镇化质量由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共同构成,相互影响。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模型包括发展水平(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发展效率(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利用方式、社会发展质量、城镇体系格局、区域发展关系、可持续发展能力)两部分内容。(2)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结果显示:在时间序列上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2006年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增长速度加快,增幅较大;在空间截面上从西向东、从都市区到外围区域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高,都市区比城市发展新区高、比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高;从横向比较国家五大中心城市城镇化质量的结果看,重庆市和其它4个中心城市比较起来依然差距明显,个别指标值重庆市要高于其它中心城市,显示出重庆市发展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优势和潜力;从发展水平效率比来看存在明显反差,1996-2009年之比超过50%,其中2005-2006年高达100%以上,2010-2014年之比平均35.5%,显示2009年之前重庆市城镇化水平增长超过效率提高,该时期城镇化质量提升动力主要依靠发展水平增长拉动,2009年以来主要依靠发展效率增长的拉动作用提升城镇化质量,并将成为重庆市城镇化发展的长期趋势。(3)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与各影响因素耦合分析结果显示:(1)重庆市人口城镇化总体发展较快,发展速度和城镇化率提升较显著,但人口城镇化结构存在老龄化严重、受教育程度较低、城乡分布不合理的特征,在空间上也有明显差异,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率更高,都市区比城市发展新区高,城市发展新区比渝东北、渝东南地区高;人口主要向西部地区、都市区流动,东部地区区域中西城市和中小城镇人口聚集能力弱,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范围>0.650,处于人口与城镇化质量的磨合阶段和高耦合时期。(2)重庆市土地供应总量以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为主,占新增用地的52%以上,土地城镇化发展较快,城镇建设用地供给潜力大于需求总量,结余占需求总量超过40%,都市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土地需求量最多,二者总计超过全市城镇建设用地需求总量的3/4,远高于东部两翼地区;从空间上看,重庆市土地城镇化和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层级空间落差特征,耦合分析显示,重庆市县域城镇化质量与土地要素耦合度呈“外围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规律,耦合度范围>0.640,处于土地要素与城镇化质量的磨合阶段和高耦合时期。(3)重庆市gdp总量一直保持较高增速,预计2020年将超过23000亿元,2030年将达到50000亿元;重庆市工业化率在2012年已达45.2%,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工业化是重庆市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第三产业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但不太显著;从空间上看,区县经济发展不均衡,城镇化质量和产业经济发展各有差异,大体上分为4个聚类;从耦合分析来看,县域城镇化质量与产业经济耦合度分布呈“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规律,耦合度范围在0.450<c≤1.000,分别处于产业经济与城镇化质量的拮抗时期、磨合阶段和高耦合阶段。(4)重庆城镇体系城市金字塔结构不典型,缺少100万-300万人的特大城市,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呈现突出的首位分布;中等城市数量、比例上升,小城市数量、比例下降;城市经济效益存在着由高级向低级逐级下降的趋势;城镇体系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存在不匹配,如:部分区域性中心城市定位存在偏差,渝东北地区尚缺乏更为强大的增长极,都市区极化速度过快,城镇体系建设与主体功能区划不完全协调等。(5)重庆市区县城乡统筹进程2006-2008年呈上升趋势,2009年后有所回缓,小幅上升;城乡统筹进程存在显著的h-h、l-l的空间集聚特征,即相邻区县的城乡统筹水平之间存在正的空间效应,其效应值为0.2978;政府的政策及各区县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对城乡统筹进程也产生较大的影响(影响值分别为:1.1398、0.5625);城乡统筹水平整体是上升的,但仅仅是一种“低水平均衡”。(6)重庆市2000-2012年人均生态足迹呈上升趋势;由于可耕地面积的变动导致人均生态承载力呈现下降态势,最近12年间生态赤字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生态适度人口在不断下降,实际人口和过剩人口却在不断增加,生态可持续发展指数总体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重庆在这十年间主要处于“中等不可持续”发展状态,正逐渐向不可持续程度加剧的方向发生演变;全市从2000-2012年,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耦合度一直在0.48-0.50之间,区县耦合度范围在0.414-0.50之间,说明二者耦合性一直处在拮抗与磨合之间。(7)重庆市的pile要素在时间序列上存在明显阶段性特征和空间差异,不同时间受内外因素影响,城镇化质量受不同要素驱动的特征比较显著;不同区域受资源禀赋影响、制度安排和历史发展积累等形成差异化发展方式,都市区人口、产业、土地要素驱动作用明显,但与生态环境匹配度较差,城市发展新区和区域中心城市受一到两种要素驱动,要素间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承载力存有一定空间,而渝东北、渝东南大部分地区受条件限制不适合大规模发展城镇化,应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走小城镇化道路。(4)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优化策略包括:一是优化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方式,以知识经济为核心和导向,加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通过优化人口结构,加强人才培养和劳动力素质提升;通过提升科技创新转化率,增加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制定知识经济发展战略,形成新型城镇化质量优化的主动力。二是优化新型城镇化要素配置模式,以市场配置为主导方式,加速要素流动和政府职能转变。三是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优化模式,通过非均衡发展战略,加速城镇群发展和城镇体系优化。四是制定新型城镇化区域协同发展策略,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和落脚点,加速城乡统筹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本研究的创新点如下:(1)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对新型城镇化在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进行了论证,剖析了城镇化发展水平、质量的逻辑关系,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运用到城镇化质量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这一领域,提出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效率”模型,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新型城镇化基础研究理论。(2)基于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内涵和本质特征分析,结合以往对城镇化发展水平、质量测度的研究成果,提出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三角模型,并以其为基础构建包含城镇化水平、效率指标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测度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在时间序列和空间截面上的表现。评价指标体系对以往测度城镇化的方法和工具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丰富了新型城镇化质量定量研究分析的工具系统。(3)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方式的论述,可持续发展理论对发展方式的观点,运用系统理论的逻辑和方法构建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六维系统,将新型城镇化质量和影响要素作为整体结构,分析二者的逻辑关系,关注构成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利用方式、空间配置方式、生态承载能力、城乡协同程度等关键子系统的功能及其耦合关系,将新型城镇化质量优化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和宏观战略,理清了新型城镇化质量系统结构和功能,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