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是政治学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以基层干部为切入点,将其置于县域政治运作的具体场景中,展现了国家对基层干部的解构性和建构性整合,以及基层干部通过变通性和赢利性行为对国家整合的反蚀和消解过程。研究认为,传统的“国家—农民”与“国家—地方士绅—农民”的关系模式不足以解释建国后基层政治的运作。在基层政治研究中,必须建构起“国家—基层干部—农民”的分析模式。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和论证逻辑是：在整合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充满革命理想与政治激情的大众型政党受到了以理性化和专业化为特征的官僚机构的阻碍。同时,党的领导者对官僚主义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厌恶,促使其通过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对基层干部在实践中的地方性特征和赢利性行为进行整肃和形塑,以使其符合党的需要和政治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处于关键的和核心的地位。随着党政一体化模式在基层的建立,政权体系成为国家命令和政策的执行者,政府机构完全隶属于党组织体系。国家的政治整合包括解构性和建构性的两种形式,它们是相互联系的,解构的过程同时也是建构的过程。前者主要是通过群众性政治运动等非常规的方式实现的,如“四清”和文革中反复的政治运动。通过将基层干部纳入整合的范围,政治运动的对象直指地方当权者,甚至提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同时,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及贪污腐化等不良作风,国家通过“上山下乡”这一具有惩罚性的方式改造基层干部。在其建构性整合中,国家通过反复的意识形态教化和高频率的政治学习,将党的思想理念反复灌输和强化,以使其成为干部日常行为的基本准则。教育运动则通过塑造“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将基层干部的政治化程度提升到极致。为了切断传统的精英复制链条,国家甚至取消了高考,而代之以注重政治条件和阶级出身的推荐和选拔,以使真正“根正苗红”的新人进入国家权力体系。但是,国家控制的强化并未完全消除基层干部的各种赢利性和变通性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讲,国家政权的衰弱可能成为造成地方权力膨胀和地方腐败的原因,但有时国家政权的强化也可以成为地方腐败的原因。国家可以铲除地方分裂主义,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消灭基层干部行为的地方性和赢利性。基层干部的各种变通与赢利行为可以看作是对国家高强度政治控制的舒缓与回应。基层干部因掌握一定的权力和资源,经常性地为自己谋取利益,并导致腐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同时,基层干部固于地方传统和地方利益的需要,在实践中以隐秘的变通机制侵蚀和消解着国家的整合行动,并最终催生了革命的疲态与和运动的消解。为此,我们面临如何认识官僚制度的问题。官僚制是指一种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依照既定规则持续运作的行政(管理)体制。它是一个中性意义的词汇。但是,在集体化时期,它常常与各种意识形态化的偏见相联系,被等同于官僚制在其运作中所产生的副产品。它可能造成制度的凝固与保守,但其以专业化与理性化的理念和精神,成为政治天平的“平衡器”。政党与官僚制的有机结合是现代社会维持稳定却不凝固僵化而不断进步发展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