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这个开放、发展的年代，城市一跃成为人们视线中的焦点，城市文化的摇曳多姿、变化万千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城市文化以大众百姓为消费对象，集中地满足了人们消费性的感性娱乐心理。休闲、娱乐、感官愉悦开始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诉求目标。它的蔓延和发展激变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行为方式的消费性，消费开始成为文化潮流下的一种产物，人们不再限于对物的实用性消费，取而代之的是意义的消费和价值的消费。在这个消费社会里，消费成为一种社会和文化形态。 城市文化中处处可见的物质痕迹以及符号化了的消费特征冲击着知识者的眼球。在我看来，1980年代的知识者和1990年代的知识者身处的社会语境最大之不同就在于此。也正是这种社会环境直接促使了“流浪”行为的产生。这种“流浪”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流浪，而是形而上的，是一种文化和精神思考方式。它不同于流亡，它更多的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是一种失去乡土和文化根基后生存状态的象征，具有一种漂泊、放逐、寻找等相近的寓意。它的出现源于个体的价值世界在经验的失落后产生的“失根”状态。具体而言，流浪主要表现为曼海姆所说的“自由漂浮，无所依附”的状态，即思想不在家，精神不在家，情绪不在家，语言不在家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离家的忧伤”。对于知识者而言，这是一种文化的缺氧和身份的缺失。在城市文学当中，它的表层意义是一种居无定所、身无所属、业无所系；深层意义则是在城市文明中的无归属感，与世界和他人难以沟通、融合的孤独状态，被物所驱使诱惑又被物所遮蔽、割裂的存在困境，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局外感和边缘感。同时，它还表现为知识者处于两极的夹缝状态，这两极包括物质与精神的、理想与现实的、传统与现代的、失重与寻根的、身份变化和外部环境的改变等等。正是这种心理状态造成了知识者在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游离、流浪状态。 对于知识者，特别是城市中的知识者而言，流浪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的本质意义首先是一种放弃(不满足不认同)，放弃的同时才能真正开始寻找(寻找立足点)，寻找的同时可能会有迷失(身份或价值认同危机)，因为有迷失，才会有发现(自我本质的回归，对现实困境的内在超越)，才会有新的灵魂的铸造。当知识者经历了流浪这个阶段后，他的文化积淀与社会思考就会增加许多，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流浪为知识者提供了超越自我和灵魂重铸的契机。 但是，城市文学中的流浪心态，究竟是经验中的，还是被想象意义所赋予的？如果是前一种情况，作家经验主要有哪些？如果是后一种，那么，它为什么被赋予意义？又被赋予了怎样的意义？又是怎样被赋予意义的？这是本文在第三章试图探讨的一个话题。在我看来，“流浪”对城市小说而言有利有弊。“流浪”可以理解为物质富裕及文学走向市场化之后如何安放精神的实践，这也是重建知识者的社会良心和精神立场的途径，体现了物质泛滥情况下精神孤独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没有建立社会性的理想，但也破除了长期以来对1990年代知识者精神导向作用丧失的疑问。但同时，这种流浪又是消极的、矫情的、故作姿态的，它意味着作家先锋精神的溃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