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现代派”小说为研究对象，兼及当时理论批评，展示了“现代派”小说在80年代中国的发展轨迹和基本走向，进一步厘清了“现代派”小说与文学批评、意识形态之间的力学关系，对“现代派”小说缘何会在80年代的历史环境中如此地发展、变化，作出力所能及的分析和回答。中国当代的“现代派”小说是指从“文革”结束以来那些在艺术上具有实验性和探索性，在精神上具有反叛性和创新性的文学作品。它们和西方现代派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联系，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实现人格独立、追求个性解放在文学领域的表现。“文革”结束之后，思想解放运动开始兴起，知识分子续接了“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实现“人”的解放的不朽主题和追求。他们提倡人性和人道主义，揭露“文革”中的“反人性”、“反人道主义”的暴行。在这一思想氛围中，人们不难理解当时的学界何以会从“人道主义”的立场重新解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然，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也包含了这一因素。但是对于当时立志在重建中国的蓝图中提供自己的设计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来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无疑是医治“文革”封建专制主义和“反人性”的灵丹妙药。王蒙在《布礼》、《蝴蝶》等“意识流”小说中展示了“人”的异化；宗璞在《我是谁》、《蜗居》等“超现实主义”小说中期盼“人”的实现；赵振开在《波动》中表现了彻底的怀疑精神；张辛欣在她的“存在主义”小说中呈现出“实现自我”姿态等等，都凝聚了作者们最真实的人生体验。这些“现代派”小说既呈现出在小说形式与技巧方面的探索和创新，也呈现出个体存在困境背后隐藏的“人”的主题。无论是王蒙的“意识流”技巧，还是宗璞的“超现实主义”手法，抑或是张辛欣的“存在主义”色彩，它们都不再仅仅属于小说的形式因素，而是和它们所表达的关于“人”的主题一起，共同构成了80年代初期“现代派”小说的艺术特征。　　 1985年之后，文坛上涌现出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一批“现代派”作品。这些小说延续了“现代派”小说的“反抗”传统，但是在反抗的方式上更讲究策略。批评家通过强调文本的审美属性唤起人的主体性，作家则通过不断创新的艺术风格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你别无选择》中的“黑色幽默”因素，《透明的红萝卜》中的感觉色彩，《山上的小屋》中的恐惧和变态心理等等，都是对传统美学原则的挑战。但一部分人接下来却将对传统美学规范的反叛当成了“现代派”小说的目标而不再仅仅是“反抗”的策略。80年代初期“现代派”小说所肩负包含文学独立在内的“人”的独立的内涵，逐渐被创作中的形式创新所取代。与此同时，“现代派”小说在80年代初期所建立起来综合了内容与形式的艺术特征，也越来越向艺术的形式因素倾斜。　　 1987年之后，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孙甘露的《信使之函》，格非的《迷舟》等小说的出现，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文学观念。马原对叙事本身的专注，余华对主观真实的追求，格非对“叙事迷宫”的设置，苏童对“意象”的使用，孙甘露对语言的再造等等，都与传统美学原则相距甚远。批评家更偏爱那些具有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语言和叙事问题，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思想氛围的批评家和作家的首要兴奋点。一部分批评家把“现代派”小说中的语言和叙事技巧当作美学意义上的“创新”，并进而把它理解为关于“人”的解放行为，也把传统的写作风格看作是应该被超越和抛弃的美学规范。“现代派”小说不仅为他们直接提供了有效的文本，而且还与批评家展开了“猜谜”游戏和叙事的智力竞赛。沿着这一思维逻辑，“现代派”小说最终在形式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样，80年代初期“现代派”小说的艺术特征在经历了中期的“审美”倾向之后，最终滑向了小说的“形式主义”，为文学留下了足够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