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欧盟之旅引发了关于土耳其欧洲特性的重新评价和欧洲内部就欧洲边界的激烈讨论，引发了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和土耳其入盟对不同文明融合贡献的争论，使得土耳其和欧盟双方在解决这一尴尬而富有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时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所有这一切都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仰赖于未来国际形势的变迁，因此本文将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角度铺陈开来，力求将这一复杂现象的全景展现出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　　 本文意在研究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问题对土耳其和欧盟所形成的挑战和具有的象征意义，潜在的一个前提就是土耳其的申请入盟不同于欧盟的任何一次扩大，土耳其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候选国，欧盟也因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土耳其的欧盟成员资格被看作是土耳其孜孜不倦地西化、现代化、寻求西方文明认同的终结性成果。土耳其的欧盟远景也被看作是东、西方价值相互融合的体现。土耳其的欧盟成员资格是土耳其几十年来外交中的重中之重，现在入盟在土耳其的政治、社会和外交中的分量只能说是今胜于昔。入盟结果无论是从学理还是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入盟成功意味着土耳其完成了文明转型，土耳其与欧盟之间的相互调适成为日后关注的焦点。入盟失败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土耳其没有顺利转型，意味着欧盟模式在解决文明冲突问题上的功能性失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完成哥本哈根标准恰好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所设定的成为西方文明一员的夙愿相吻合，一旦土耳其实现了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土耳其入盟的意义也就值得怀疑。从这个观点来看，尽管谈判过程充满了主观性而且谈判可能无果而终，然而对土耳其而言也并非是无意义的游戏，而是土耳其实现民族理想的必要步骤。　　 本文结构为：历史上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之间武力上的相互碰撞，成就了二者之间形象的相互塑造。从伟大的立法者苏莱曼大帝转化为残暴、野蛮、非人道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和被称为“欧洲病夫”的帝国，欧洲人心目中的奥斯曼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人逐渐脸谱化。欧洲与土耳其之间胜败角色的转化，以及欧洲强国对帝国从结盟、利用到抛弃、瓜分策略的转变，形成了土耳其人对欧洲人的一种憎恨、担心与羡慕相夹杂的复杂感情。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的西化倾向，由于二战和冷战的爆发而越发张狂，突出表现就是土耳其在欧盟之旅中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特殊案例，欧盟与土耳其各执一端却不乏共同之处。历史上的冲突、文化上的不同构成二者之间对话最大的障碍。现实利益的相互重叠、欧盟对自身的定位、土耳其文明转型的努力又使得二者之间有吻合之处。二者博弈过程中，欧盟作为强势一方出现，土耳其作为弱势一方出现，因此入盟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作用的过程。文章主要通过库尔德问题、政治伊斯兰、军队等涉及土耳其国内政治的三个案例，和希腊、塞浦路斯等两个涉及土耳其外交的案例来分析欧盟对土耳其的施力过程和施力程度，土耳其缓慢、痛苦的适应过程，以及其中潜在的危机。二者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欧盟自身的身份定位和土耳其世俗化的程度，或者说在世俗化方面二者找到克服障碍的方法，应该是土耳其入盟的希望所系。　　 本研究聚焦于土耳其入盟中困境前因后果的剖析以及土耳其、欧盟认同危机的诠释来展开。文章结论认为欧盟扩大的大方向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但土耳其最后能否入盟还取决于未来欧盟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欧盟自身的定位，同时也取决于土耳其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土耳其的世俗化程度。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历史地形成的宗教上的相互敌视，世俗化是解决文明冲突，现在可以得到的唯一办法，因此土耳其的世俗化是土耳其入盟的底线。双方近期内开怀一笑，抿恩仇是天方夜谭之事。然而，通过世俗化，基督教的欧洲与伊斯兰的土耳其找到最大的共同点，最终在这一最低程度的共同性基础上达到最高程度的一致----在人类文明这一大背景下不同信仰之间能够和谐相处。对这一点，我持有审慎的乐观态度。对于如此复杂的问题有着不同的声音，乃极其自然之事，核心的问题还需要时间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