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的研究课题是佛教与魏晋南北朝人的死亡观。探讨了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传统文化相互作用，交错着发展的轨迹。从而呈现出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思想和认识发生的变化及其根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整个价值观动摇、混乱的时期，在这个动荡的社会中，人们的内心充满着迷茫、不安、痛苦与思考，同时渴望着心里的宁静和幸福。希望摆脱痛苦的强烈愿望及其对命运的思考，成了当时社会的共同声音，传统的价值观已无法适应这一新的时代变化。传统的观念中，道教把生命当作一个自然过程，以及它的超脱生死，追求终极境界的主张，和儒教的以共同体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规范，都忽视个体人的感受和现实的有限性。而在那个注重个体，关注自身命运的时代，这样的观念已失去了说服力。中国传统“入世”精神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现实社会，要求人们重视现实的人生。然而，当时的人们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人为赋予的价值意义。更何况，恶劣的社会现实也使人们认识到功名的局限与脆弱。人们深刻地感受到现实生活和人生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又张扬个性，对个体价值的强调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肯定。同时强调人存在的有限性与个体性，二者在表面上似乎是矛盾的，可细细考察，这正是魏晋南北朝的文化情绪的根本、根底。这两方面的关心自然地在死亡这个问题上得到结合。因此，可以认为死亡问题就是魏晋南北朝人最大的主题，对个人的死亡与痛苦问题就是魏晋南北朝人普遍关切和质疑的问题。佛教关注生死，解释痛苦的积极态度，使得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迎合了此时代的渴望与需求，很快地传播开来，并广泛地影响着中国文化。　　佛教的教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死亡问题展开的。佛教没有轻视人们在死亡问题上感觉到的恐惧和不安，没有盲目地强调现实生活来安慰人，没有回避死亡与痛苦的问题。反而它直接提到死亡问题，强调人的有限性、死亡与痛苦的不可回避性。佛教确实肯定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人人都会死亡，只是早晚的区别，可是佛教的独特点就在其后的解释当中。佛教所说的死亡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终结，死亡不过是“有情”众生从一个轮回阶位到另一个轮回阶位的转变。生与死只不过是永远循环过程中的片断。人们都认为现世生活中的自身是一个真正实存的存在，一个一时性的存在。可佛教强调其见解的虚构性。人生不是一时性的，它是永远流转的时间当中的暂时的结果，此结果又成为原因，这原因又会生出新结果。人就这样处于永远轮回过程中，人的业就是轮回的主体。　　佛教把生命的范围扩大了。佛教的轮回报应论说明，人死后回落到动物界中，因此，不杀生的教理得到有力的证据。在此过程中，生命的范围从人间扩大到所有生命的存在。佛教虽然强调个人的个体性，可是，在另一方面人生的范围也扩大到全宇宙的存在，这样，人的个体性就确保普遍性。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那么广泛地影响到整个中国文化的背景里面，就摆设这种对人生的独特理解，即强调个人存在的个体性的同时可以把个体性放在普遍性当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徒特别强调人的精神、灵魂，认为精神永远不灭，人的形体虽然会灭尽，而人的精神、灵魂却流转轮回过程。其实，这里面存在对早期佛教徒无我论的某种误解，轮回主体的问题本来就是很复杂的，当时佛教界已经出现对此问题的论争。可是，我们要重视的是魏晋南北朝佛教的神不灭论确实影响到当时的整个中国文化，成了魏晋南北朝佛教的特征。对身体与灵魂的这种理解上，佛教又构建了三世轮回说与因果报应说，更积极地解释个人的死亡与痛苦的问题。在神不灭、三世轮回、因果报应论的前提下，死亡不是一个终结，人的生命一方面会延长到来世。死亡已经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来世的生活由现世的业来决定的这个事实，同样现世的生活也是前世业的结果。这么看来，人们现世遭到的不幸，如夭折、冤枉的死亡、具体的痛苦都是自己前世做的行为、思考的结果。因此，就不用埋怨别人、埋怨社会，既然是自己行为的结果，应该自己承受，那么现在要重视的是感悟这个道理后怎么生活下去的问题，因为来世又是现世业的结果。佛教的六道轮回说介绍了残酷的地狱道，报应不可避免的现实。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都提示人死亡以后到地狱，地狱里的种种苦楚，是中国人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残酷的场面。死而复生的人们都是强烈强调要积善、信佛。积善、做功德，不仅可以为自己免除堕落地狱，而且就已经去世的亲人也可以逃脱地狱的苦楚。　　关于死后世界的信仰，都与生命延续有关。在对待死后世界的构想和理解中，儒教注重的是生前而非死后的阴间，对祖先的祭祀，儒教重视的还是生者共同体的维持。于此相比，佛教的死后世界是轮回中受到果报的过程，它是一种时间流转过程中的一个空间。死后的世界不再是像中国传统观念所想的那样现实生活的延长。传统观念对人的理解一直按照家族中心的共同体观念形成的，因此人行为的结果，如果自己生前还没有受到其果报，那么其子孙后代来代替的。这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是跟自己受到的没两样。因为他们的观念当中子孙就是自己生命的延长。可是到了魏晋南北朝，经过极端的混乱，价值观的混沌，思想的开放引起了传统观念的动摇。当时人更注重个体，更重视想象力的扩大，魏晋南北朝人的人生观表现在对个体意义及价值的认识上。佛教的轮回报应说与死后世界观正符合这时代人们的观念，佛教强调人不能逃脱自己的思想、行为的结果，这对处于伦理道德的混乱中生活的当时人提供了要遵守伦理道德的理由。就这样，佛教把个人的死亡、痛苦的问题跟善恶的问题结合了，提出崭新的伦理观。通过这个过程，佛教为魏晋南北朝人提供了新的价值观。　　佛教所引起的死亡观的变化，在宗教礼仪中也呈现出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死亡礼仪基本上是对古礼的继承，可是当时的薄葬事例中可以找出佛教对人的理解，对死亡的理解引起的变化。佛教徒的火葬、舍身供养的事例更积极地呈现出来佛教独特的人生观与死亡观。　　综上所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以死亡观为主，并提出了新的价值体系。不仅如此，它还设立了宗教生活的新中心，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宗教象征，而且以佛教传导者的功劳，佛教提出的新价值观又可以传播到整个中国社会的一般百姓的生活当中。这也可以说是宗教的生活化，生活的宗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