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为北宋文坛盟主,是重建五代乱后的儒家意识形态,革新文风的巨擘。在后世,欧阳修的形象不断被经典化,是道德文章的典范,被誉为一代文宗。一个人膺受的外部评价与其自我认知是具有差异的。欧阳修的现实经历并未符合他的理想人生,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矛盾让欧阳修产生了价值失落感。他又是怎样调节价值失落感与人生悲情,又如何继续坚守自己的志向,乃至于成就斐然的呢?这是本论文所关注的重要话题。第一章,本文将欧阳修的一生分为了五个时期。以诗歌为主要分析文本,以自称（第一人称、自我命名与自喻）为切入点,梳理了欧阳修自任西京留守推官开始到熙宁间退居颍州几十年里自我认识的历程。第一是任职洛阳、谪居夷陵与回京时期（1031—1040）。在洛期间,年轻的欧阳修流连诗酒,逐渐萌生了壮者意识和达者意识。在朝和谪居夷陵期间,欧阳修始终都秉持着一个壮者的自觉,还因种种生命体验感觉到人生的悲情。第二是庆历新政时期（1040—1045）,欧阳修以儒者的自觉担当了庆历新政的推行,亦因新政的失败而受挫,产生了消极的无用感和忠而受挫的孤介感。第三是十年外任时期（1046—1054）,欧阳修在滁州开始以“醉翁”自称,以优游山水林泉与与民同乐来安放心灵。在扬州时,欧阳修于诗酒风雅的生活中产生了风雅的自我意识。在颍州时,欧阳修产生了归颍的念想。第四时期是逐渐上升的仕隐矛盾时期（1054-1060）,回到朝廷的欧阳修一面担当着一位儒者和官员的责任,一面在政治风波中有了致仕归隐的念想,他通过达者自足的心态来应对仕隐矛盾。第五是官至宰相至退颍时期（1060-1072）,在知亳州前,欧阳修的仕隐矛盾冲突剧烈,对退隐有着强烈的渴望,同时他心忧朝廷与百姓,仍有强烈的责任感。从知亳州至人生终点,欧阳修逐渐臻入超旷的人生境界。他也把儒者的使命坚持到了人生最后一刻。第二章,聚焦分析欧阳修悲情意识、达者意识与壮者意识。三种意识在欧阳修内心的结合塑造了一个在悲情中坚守壮志的达者形象。在悲情意识方面,分别分析了悲情意识的三处主要来源:无用感、衰病感以及羁旅漂泊聚散无常的客旅意识。在达者意识方面,分析了欧阳修的达者意识对内心悲情的调节方式,主要有接受自身“无用”、沉醉于山林、玩赏于日常和建构仙境与体悟“六一”几种方式。在壮者意识方面,探讨了壮者意识的来源,一是王道担当的自觉精神,二是欧阳修与壮阔自然景象的互动。三种意识相互作用:达者意识以通达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内心的悲情,让欧阳修超拔于痛苦,是平衡悲情意识与壮者意识这对矛盾的桥梁;壮者意识让欧阳修在逆境与安逸中坚守了一位儒者的自觉。第三章将欧阳修与韩愈、梅尧臣和苏轼的自我意识及诗风进行了纵横比较。欧阳修作为公认的“今之韩愈”,在逆境中往往呈现出骨鲠之姿,诗风贯穿着兀傲之气。温柔敦厚的君子意识和随境自适的达者意识让他在谪居期间获得了恬然自若的心境,诗歌呈现出敷愉闲逸的风格。韩愈亦有骨鲠之姿,诗风亦贯穿着兀傲之气;但面对贬谪产生了生命威胁与遭受抛弃的自我感受,形成了戚怨自伤的心境,进而导致了险怪奇崛诗风的形成。梅尧臣长期沉沦下僚,其怀才不遇的苦闷形成了朴钝直诚的自我意识,抒发为古硬的诗风;晚年受欧阳修影响,亦逐渐自觉产生了旷达的意识,诗风亦随之趋于平淡。苏轼同样有着在逆境中坚守的儒者姿态,他还继承了欧阳修不执着于外物的“六一”精神,构建了“东坡”形象,形成了兀傲与超旷并存的诗风。综上所述,欧阳修的一生以儒者的自觉,以达者的洒脱与生命的悲情相抗衡,担当政治,革新文风,成为了一代“文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