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理性与主体性”为精神内核的启蒙现代性借助于思想解放的潮流迅速在整个文化领域得到复兴,成为文化场域内的一个关键词。文学理论的启蒙现代性形态主要体现在对文学回归自身的呼唤上。这是因为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学完全纳入政治话语体系,遵循权威话语的言说方式和话语运行规则,从而丧失了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诉求。所以新时期之初,文论界率先喊出“文学自主性”宣言,用以颠覆权力话语对文学的束缚和纠缠。这是所谓“回归文学本位的探索”的表层意味。当时文论界对人性、人道主义,形象思维、典型、现实主义等问题的探索都鲜明体现了这种启蒙现代性。 另一层面,在渴望文学回归自身的探索中,文论家发现:长期以来文学丧失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根源在于被我们所庸俗化、教条化、机械化的认识论的严重干扰,导致认识论走上了一条被过于政治化的歧途,文学单纯成为观念、政策、根本任务的简单图解,要么长期处于失语期,要么被迫转入“地下”和“民间”。所以,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启蒙现代性又体现在促使文学彻底摆脱认识论的制约,走向自主之路上。到现代主义文论话语提倡之时,随着“表现自我”以及“文学是形式、技巧”等新的文学观念的出现,“自主性”文艺学就被作为认识论的对立面明确提了出来。 论文第一部分为文学本位的回归清理了外部的纠缠和禁锢,在文学与政治、与生活等关系上建立了一种新型联系。 论文核心部分是对人性、人道主义,形象思维、典型、现实主义等在“十七年”中曾探索过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重新认识,初步否定和质疑了政治化认识论对文学的钳制,促进了文学本位的回归。 论文第三部分分析了现代主义文论话语在中国探索的情况,得出现代主义文论家之所以引进现代主义文论的根源之所在,对文学的本质特征作了新的阐释,突破了过去人们对现代主义的常规认识,也使文学真正回到自主性轨道上来,直接催生了后来的文学观念多元化和文学姿态多样化的隆重登场。 最后概述了文论的回归过程所遇到的困境和尴尬。中国文论在收获了自主的同时,也收获着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