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任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时，西方世界在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中，普遍出现了所谓的“政府信用赤字”，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每况愈下，一再创下历史新低，并演化成为一股世界性潮流。政府信任问题由此引起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到20世纪后期，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已经成为西方政府再造工程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此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问题的暴露以及由此导致的地方政府信任困境的出现，国内的政府信任研究也随之展开。
　　国内外的政府信任研究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比如，普遍注重对政府信任概念的界定，从各个学科角度对政府信任的形成基础与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对政府信任下降的成因及其影响保持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政府信任下降会导致消极的甚至是严重的后果，这一点人们已经形成共识。问题是，如何防范和解决这一问题？此前学者们大多从危机应对的角度对“政府信任危机”加以研究，而忽略了处于危机管理前端的政府信任风险的识别与预防研究。基于“预防胜于治疗”的古训以及地方政府在政府信任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本文选择以“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识别与预防”为题进行探索性研究。文章主要观点如下：
　　与人们习惯性地把信任风险视为信任主体在做出信任托付之后所面临的被信任客体背信，从而期待落空、利益受损的可能性不同，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特指地方政府作为信任客体或受托人所面临的丧失公众信任的风险。它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风险配置的倒置性（风险后果从通常的由信任主体承担变成由信任客体承担）、风险后果的严重性（不只是失去公众的信任与合作，而且可能导致政府信任危机、政治信任危机乃至整个政府系统的合法性危机）和风险成因的复杂性（既涉及到作为信任关系双方的公众与地方政府自身，也涉及到国际国内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作为中介因素的媒体传播）。地方政府信任风险根据生成原因与影响因素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内生性风险、外生性风险和交互性风险三大类；根据信任风险涉及的范围宽窄和人数多寡，则可以区分为个体性风险、群体性风险和社会性风险三个层面。在实践中，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地方政府信任风险常常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呈现出一定的结构性特征。
　　一般而言，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生成与演变过程可以区分为六个阶段，即作为初始源头的公众需要生成阶段，具有博弈性质的公众认知抉择阶段，带有实质意义的公众诉求表达阶段，发挥关键作用的地方政府回应阶段，具有决定意义的政府绩效评价阶段和充满各种变数的公众信任决策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生成与演变具有明显的累积效应、传导效应和激化效应，非常容易导致政府信任风险在不同主体、客体和信任领域的蔓延、扩散和放大。
　　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客体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主体的多层性和多元性。其构成通常涉及三大类九种类型，即作为一线主体的基层干部、基层机构和基层政府，作为职能部门的信访部门、网信部门和统计部门，以及作为外协系统的新型智库、民调系统和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指标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3类一级指标、6类二级指标、22类三级指标和若干类四级指标。与风险识别和评估要素的多样性相适应，地方政府信任风险识别与评估的方法也具有多样性，既涉及到人员访谈、专题调研等定性方法，也涉及到问卷调查、数理统计和大数据处理等定量手段。在预防方面，则需要根据地方政府信任风险的三大源头，从政府角度、公众角度和媒体传播角度系统性地采取相应策略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