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是一部在我国行政法治乃至整个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但是,《行政处罚法》制定和实施20余年来,其制度设计方面存在的缺失也日益凸显。2021年1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已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与现行的《行政处罚法》内容相比较,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为“新法”）在行政处罚种类方面,第9条第1项设立的类型中,除了现行法第8条规定了的“警告”之外,还并列地新增了“通报批评”。从概念上来看,通报批评和行政处罚是种属关系,将通报批评作为行政处罚的类型之一无可厚非。因此,“新法”将“通报批评”列入行政处罚的种类,意味着在中国行政法体系中,尤其是自此开始在《行政处罚法》所建立的法律制度中,具有了行政处罚一般种类的属性。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在“新法”施行之后,在法律解释的方向上,可以说“通报批评”应涵摄各种形式的名誉罚行政处罚行为。某项行政处罚行为,其在根据规范上无论是否在形式上被称为“通报批评”,还是被称为“公开谴责”“列入失信名单”和“公布违法事实”或者其他任何名称,只要在法律效果的要件特征方面,即制裁方面符合名誉罚的要件特征,即可纳入其中,成为“通报批评”中的一种。在一些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有专门的名誉罚,而且有具体的处罚种类,如公布违法行为人的姓名、公布违法企业的名称、对违法企业在媒体上进行曝光、公布违法当事人的照片,还有其他通过媒体给当事人的人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处罚形式。我国台湾地区就有“影响名誉之处分”的处罚种类,其中包括公布姓名或名称、公布照片等,这样的分类就使得“声誉罚”与其他处罚类型严格区分,构成了一个独立体系。我国学界有学者认为《行政处罚法》还没有“声誉罚”的规定,一般认为“警告”是归入“申诫罚”范畴的。但新法在原有处罚种类“警告”之后又设置了“通报批评”这一新的处罚种类,该处罚种类涉及对违法行为人的声誉甚至人格的影响。鉴于这一点,将它归入到“名誉罚”的类别。因为,“通报批评”与“警告”是有所不同的,“警告”常常是行政主体与被处罚人一对一进行的,行政处罚的警告决定书也是一对一送达的。“通报批评”则不同,它涉及违法行为人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关系,涉及违法行为人与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的关系,所以,“通报批评”能在新的《行政处罚法》中得以落实,这是行政处罚种类一个非常大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