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尘封已久的中国大门在英国的炮响声中被打开,这个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国度被迫与世界开始产生联系。1840年后的晚清,主要社会形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社会下,殖民者的强大使得一部分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半封建社会下,农民阶级与统治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些开明的中国人开始主动向西方学习,致力于“救亡图存”这一目标。李鸿章作为开明地主阶级的代表,力图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与其他洋务派官僚从变法思想出发,将中国传统与“西学”结合,总结出了“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为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李鸿章一方面固守传统的纲常礼教,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政治制度远胜于世界诸国,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在器物方面中国是远落后于西方诸国的。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他变法自强,建立新式军队,创办军事工业;加强海防建设,建立近代海军。为实现自强的目的,他开始转向求富,提出重商富民的法律思想,建立“官督商办”的新型企业经营模式。中国要自强求富,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国力孱弱的情况下,李鸿章不得不采取“和戎”外交策略,力图保持中外和好的局面。李鸿章的法律思想主要包括军事、经济和外交等方面,大体可以概括为变法自强、重商富民和和戎外交三个方面。李鸿章的法律思想及其实践推动了中国法律与社会走向近代化的步伐。李鸿章力图使中国变得富强起来,虽然这个目的没有完全实现,但李鸿章的实践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进步,加快了社会和法律近代化的步伐,同时也给我们今天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诸多启示。在军队建设方面,要坚持依法治军,建立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新型人民军队;在经济建设方面,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同时注意企业合规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在对外交往方面,要坚持新时代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