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传滥觞于唐代韩愈的《毛颖传》,以史传体例为架构,以“虚实”和“谐隐”为内涵,指向亦庄亦谐的自遣或者超功利的“以文为戏”为审美旨趣。到了明代,假传被文人群体所广泛接受,也确立了其在文体史上的地位,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为其正名。假传的文类观既符合古代的小说概念,又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观,它的语言较为文雅,作者多为具有一定学识的文人,包括在朝的士大夫或者在野的文学大儒,以及官职卑微或者屡次不第的下层文人,作者的身份决定他所选取的假传对象在雅俗方面也有区别,从明代的假传发展上看,作者身份自上而下迁移,中后期开始中下层文人占据大多数,假传亦逐步走向俗化。从纵向上来看,明代假传的主旨前期发覆唐宋假传创作传统,以关注君臣遇合与士之出处为主,较为含蓄内敛,至中后期,随着商业之发展,社会风尚日益奢靡,加之心学的发展,假传的创作题材也转向关注社会新变方面的内容,愈加地反映当时世风,假传题材也更多地体现商贾或江南经济。从横向上来看,假传之所以会被归入俳谐文学,在于它的指向不是详于叙事而更多地在于娱乐功能,它的体例是以史传为本,在虚实之间发挥作者的想象力,构建反差,对严肃进行消解而造成诙谐效果。尤其在明代,假传的取材范围更加广泛,语言上典故堆砌越来越少,对话增多,口语化鲜明,原创性增强,人物形象更加丰富多彩,合传与组传的叙事模式也成为明代假传的一大特色,为假传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造就了假传在明代的繁荣。明中叶以后还刊行了许多与假传相关的选本,假传的流传除了总集、文集、谱录外,选本是作为假传在明代流行的最重要传播方式。取材方式包括文人鉴赏型及通俗传播型,编选标准以追求新奇为主,教化与娱乐并行,书坊主常把假传类作品抬高到与六经比肩地位,借儒家政教以托大。在明中叶后全民尚奇的时代风气下,假传凭借其谐趣在明代达到了它的顶峰。但到了清代,有关假传的选本锐减,也不再重刊明代假传选本,在崇尚实学的清代风气下,假传己逐渐走向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