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持续低生育阶段,总和生育率从上世纪70年代的5.81下降到了1.047左右。尽管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快了生育政策调整的步伐,但低生育趋势并没有得到逆转,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只有1200万,人口出生率仅为8.5‰,创下了自195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如何有效提升家庭的生育意愿,促进生育率回升,成为政府与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与此同时,我国家庭收入不平等及财富不平等的状况正日趋严重,这造成了不同收入阶层在做出生育决策时面临着差异化的生育机会成本;此外,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教育理念和抚养负担都不尽相同,这将使得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生育选择出现分化。中国特色“家本位”文化可能使得不同收入结构家庭在家庭内部经济资源和照料资源的分配上各有差异,因此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在调节家庭生育孩子数量的效用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鉴于此,本文首先探究了收入差异影响生育率长期变化的规律,并尝试从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对外开放、城市化、信贷约束等五方面分析其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构建计量分析模型分别研究了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生育选择、代际收入差异下的家庭生育选择和夫妻收入差异下的家庭生育选择这三个问题,并考察家庭间和家庭内部收入差异如何通过抚养成本、代际支持和夫妻间家务支持影响家庭生育决策,这对于全面了解我国各收入阶层家庭生育行为的状况及其变化,把握不同收入结构家庭的生育行为差异,在生育政策调整后充分发挥家庭鼓励生育的功能,促进家庭生育意愿的释放,修正失衡的人口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相关理论回顾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首先构建世代交叠模型对收入差异影响生育率长期变化的内在机理进行研究,并综合运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收入差异与生育率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收入差异的扩大将导致人力资本投资临界值上升,这将阻碍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非技能者通过投资人力资本实现阶层跨越的可能性,造成社会中低收入群体及其后代的数量逐渐增多;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还将增加存在技能转变的这一类人生育子女的数量,所以收入差异的扩大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生育率的上升。实证研究的结论支持了理论模型的分析,增加公共教育投入、放松信贷约束、提高社会保障、对外开放和城市化水平将有助于社会中的非技能者通过投资人力资本实现阶层跨越,最终降低生育率。在前述理论和事实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在微观家庭层面对收入差异与家庭生育选择的关系进一步开展研究。在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生育选择的研究中,本文发现:随着人均家庭收入的提升,家庭选择生育的可能性将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收入水平对家庭生育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父母在投资子女人力资本上的偏好更强,家庭的住房消费也更高,这可能导致生育成本的升高,家庭可能选择推迟甚至放弃生育。家庭的生育成本、生育意愿、生育行为与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和两性关系密切相关。鉴于父母和子女对双方生活的高参与度和重要影响,当生育政策调整之后,家庭生育的成本由于家庭内部的代际互动和家务劳动性别分工产生差异。一方面,老年父母的经济和照料支持会增加成年子女的收入和工作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生养孩子的负担,有助于提升子女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丈夫分担家务劳动能够从促进性别公平的角度减少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缓解女性对于生儿育女的焦虑和抵触,降低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对于家庭的生育行为起到积极作用。由于不同收入结构家庭在代际支持和家务劳动性别分工上的差异,家庭的生育成本不尽相同,这可能会形成家庭生育选择的分化。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代际间存在收入差异的家庭中,父母的经济地位越高,越有可能通过向子女提供物质帮助和照料支持强化子女的生育意愿,这将有助于家庭生育率的提高。代际收入差异对家庭“二孩”生育选择的影响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分化和家庭收入水平差异,农村地区和低收入群体中父母经济地位更高的家庭生育“二孩”的可能性更高。第二,夫妻间存在收入差异的家庭中,妻子对丈夫的经济依赖程度越低,妻子生育孩子的可能性越低,而丈夫的家务劳动参与可以缓解妻子在家庭和工作间的两难,有助于家庭生育意愿的释放。夫妻收入差异对家庭生育选择的影响同样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分化和家庭收入水平差异,农村家庭中妻子对丈夫经济依赖的下降将使得家庭生育第一个孩子可能性降低,而妻子经济地位上升对低收入家庭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概率具有负向显著的影响,并且不利于高收入家庭释放其二孩生育意愿。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不同维度上认识和理解收入差异与中国家庭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当前在经历两次重大的生育政策调整之后,生育潜力的释放并未达到预期。应当看到,在传统“家本位”文化的影响下,生育行为是家庭集体决策的结果。因此,未来生育政策的调整不应致力于对生育数量限制的解套,而应充分聚焦家庭鼓励生育的功能,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在增加幼儿照料公共服务的同时,对与育儿相关的隔代照料和女性家务劳动时间进行补贴,降低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推出面向多胎家庭购房需求的优惠措施,通过政策手段引导家庭内部实现和谐有效的代际互助和性别分工,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这将有利于我国未来生育率回归合理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