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东亚等地区的一大批国家相继建立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在八、九十年代兴起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这些政权又纷纷败落。本文以官僚威权主义政权的兴起、运行及危机为主线,将这一政体的兴起和衰败放置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研究。官僚威权主义是对传统威权主义的历史修正,是一种相对现代化的,发展取向的威权统治。与考迪罗式的传统威权主义相比,这种新的威权统治更加倚重制度而非强权,其决策过程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理性化,具有一定可预见性,运作形式上保留了一定的多元,反映了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对社会日益高涨的参与要求作出一定妥协。官僚威权主义的统治基础建立在政军精英分子、跨国资本集团和本国资本家之间结成的联盟。以军人和技术官僚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动用国家机器剥夺民众政治自由以期维护政局稳定,通过压制民众对于分配公平方面的要求来集中国力,以期实现特定的公共目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自发现代化进程被殖民主义打断,在早发现代化国家成功范例的外在示范作用和本国民众期望值与社会满足能力脱节的压力下,这些国家面临现代化带来的一系列严峻挑战。这些挑战既是前殖民时期的传统社会无力应对的,也使得移植进来的民主制度难以运转。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历史形成的经济不发达,权力过度扩张的政治现实,专制的政治文化,以及冷战时期美国扶植一切反共政权的外交政策共同促成了官僚威权主义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兴起。在实际运作中,官僚威权主义国家权力横向集中于行政部门,而在行政部门内部又集中于总统一身。在这个执政集团里,军人拥有独特地位和高度干政倾向,他们与行政官僚互有所需紧密结合。纵向来看,官僚威权主义国家抑制政党和议会等民意表达渠道,国家-社会关系或者表现为庇护主义,或者表现为国家法团主义。在这种封闭的权力系统中,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建立完善的自我修复机制也就难以实现。经济上,这些国家采用的发展战略分为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大类。由于不同国家在改组历史形成的固有经济结构,解决现代化进程中涌现的社会问题这两大课题上绩效不同,类似的发展战略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有一些国家实现了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战略赶超,而另一些则仍然在困境中徘徊。概括来说,官僚威权主义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与两大因素呈正相关,一是对不利于发展的旧有经济体制的改革程度,二是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持续推进社会补充性政策的能力。然而,市场运行逻辑与威权统治本性的冲突必然引起威权主义政府的发展目标与其统治方式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非民主统治在当代无论其绩效高低都难以得到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因此,在短暂的勃兴之后,这种政权必然走向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