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也在不断加快，很多行业的职业紧张程度正在不断提高，而且在当前的职业环境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紧张源，它们可能对劳动者造成各种严重的以及持续的紧张反应，具体表现为个体的短暂心理、生理以及行为的改变，所以对职业紧张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80年代，有专家在几种基本职业紧张理论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了OSI-R模式，该模式认为应变能力对于确立任何职业紧张和职业紧张心理卫生模式都至关重要。该类模式认为各类紧张因素必然会导致一定程度的紧张反应，并通过个体调节因素予以缓和，该模式认为职业紧张可能影响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以及会产生工作满意度方面的落差，最终导致影响个体工作绩效。本研究框架是对新疆的行政管理类公务员职业紧张因素、职业紧张水平、心理健康、生理健康、工作能力的调查与测量，分析与探讨其相互关系，对行政管理类公务员职业紧张、职业健康以及工作能力这三者进行相关性研究，形成了本研究的整体研究结构，为进一步全面揭示公务员紧张效应个体差异，保护和提高公务员工作效率，为公务员心理与生理健康提出针对性的预防措施等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取新疆行政管理类公务员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量表5,700份，收回符合要求量表5,000份，有效回收率为87.72%。其中南疆、东疆（包括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吐鲁番地区）1500人，北疆（包括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阿勒泰地区）1500人，乌鲁木齐市和克拉玛依市2000人。其中包括男性2900人，女性2100人；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等民族；厅级、处级、科级、科员职务级别；年龄在23~60岁之间，平均42.62岁，工龄在1~40年之间，平均工龄16.32岁。通过问卷调查，所有数据资料录入EpiData3.1数据库，利用SPSS18.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进行计量资料的单因素分析；对于计量资料多组间的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并进行多重线性和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结果：1）本次研究人群中，城市人口占72.14％，非城市（包括县、乡镇、农村）占27.86％；年龄以35～45岁段的最多，占到总人数的40.58％，其次为23～35岁年龄组（36.94％）；男性占58％，女性占42％；汉族占51.72％，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占48.28％；学历以本科以上学历比例最高，达到了45.74％；科员所占比例最大，为52.76％，其次为科级干部（包括正科级和副科级），比例为30.74％；已婚比例最高，占77.90％，其次是未婚，占18.14％；月收入﹤3000元比例最高，占42.34，其次为3000-5000元月，占32.04％。2）将公务员职业紧张应激因素（ISTA6.0）与乌鲁木齐市脑力常模比较，除不合理体位要求和环境紧张因素外，公务员在职业紧张其它15个维度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参与和工作干扰得分，公务员低于乌鲁木齐市脑力常模（P＜0.01）；复杂性、变化性、合作的需求程度、任务控制、时间控制、交流的可能性、合作的可能性、任务的不确定性、工作组织问题、注意力需求、时间压力、任务危险性、合作的紧密性的13项得分，公务员都高于乌鲁木齐市脑力常模（P＜0.01）。3）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的职业紧张因素各不相同。除变化性、不合理体位要求和环境紧张因素外，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在工作紧张（ISTA6.0）其它14个维度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复杂性得分，科员低于科级、处级和厅级公务员（P＜0.01），厅级公务员得分最高；科级公务员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合作的需求程度得分，科员低于科级和处级公务员（P＜0.01），科级公务员高于厅级公务员（P＜0.01）；任务控制得分，科员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科级公务员高于处级公务员但是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处级公务员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参与得分，科员、科级、处级公务员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时间控制得分，科员低于科级、处级和厅级公务员（P＜0.01），科级和处级公务员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交流的可能性得分，科员低于科级公务员（P＜0.01）；合作的可能性得分，科员、科级和处级公务员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任务不确定性得分，处级公务员最高，科员和科级公务员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科级和厅级公务员低于处级公务员（P＜0.01）；工作组织问题得分，科员低于科级、处级和厅级公务员（P＜0.01），科级公务员低于处级和厅级公务员（P＜0.01）；工作干扰得分，厅级公务员最高，科员低于其他组公务员（P＜0.01），科级公务员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注意力需求得分，科员低于其他组公务员（P＜0.01），科级公务员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时间压力得分，科员低于处级和厅级公务员（P＜0.01），科级公务员低于处级公务员（P＜0.01）。任务危险性得分，科员高于其他组公务员（P＜0.01）。合作的紧密性得分，厅级公务员最高，科员低于其他组公务员（P＜0.01），科级和处级公务员低于厅级公务员（P＜0.01）。4）公务员工作紧张问卷的均分为8077.16，标准差为1437.09；工作压力问卷的均分为4587.49，标准差为1698.71；组织支持缺乏问卷的均分4035.08，标准差为1750.1。5）公务员里高度紧张的人数为334人（6.68％），中度紧张的人数为1354人（27.08％），低度紧张为3312人（66.24％）。6）不同人口学特征公务员的职业紧张水平不同，女性的工作紧张程度明显高于男性，尤其是在工作紧张指数、工作紧张频度、工作压力指数、组织支持缺乏指数方面（P＜0.05）；职业紧张在不同民族之间没有差别（P＞0.05）；厅级公务员的工作紧张指数高于科员，尤其是在工作紧张指数、工作紧张频度、工作压力指数、工作压力频度、组织支持缺乏指数方面（P＜0.05）；＞20年工龄组和10～20年工龄组公务员的工作紧张指数、工作压力指数、组织支持缺乏指数都低于＜10年工龄组；尤其在工作紧张指数、工作紧张频度、工作压力指数、组织支持缺乏指数、组织支持缺乏频度方面，工作紧张指数、工作压力指数、组织支持缺乏指数均表现出随着工龄增加有下降的趋势（P＜0.05）；本科及以上学历公务员的工作紧张指数高于其他学历公务员，尤其是在工作紧张指数、工作压力指数、组织支持缺乏指数、组织支持缺乏频度方面（P＜0.05）；公务员职业紧张程度在已婚、未婚、离异、丧偶方面没有差异（P＜0.05）；经济收入水平高的公务员工作紧张指数、工作压力指数、工作压力频度、组织支持缺乏指数较高（P＜0.05）。7）以公务员性别、民族、学历、职级、工龄、婚姻、月收入的个体特征为自变量，以公务员职业紧张相关工作分析ISTA6.0量表各维度为应变量，进行逐步多重回归分析。得出工龄、学历是影响公务员职业紧张应激因素结果最多的两个变量，其次为性别、民族两个变量，再次为婚姻、月收入两个变量（P＜0.05）。8）以公务员性别、民族、职务级别、工龄、学历、婚姻、月收入及职业紧张因素各维度为自变量，以公务员职业紧张水平（高、中、低）为应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职务级别、工龄、调节需求、调节可能性均进入方程，是影响公务员职业紧张水平的主要因素（P＜0.05）。9）公务员处于零倦怠水平的公务员400名（检出率为8.00%）；轻度倦怠水平的公务员1692名（检出率为33.84%），处于中度倦怠水平的公务员2287名（检出率为45.74%），处于高度倦怠水平的公务员621名（检出率为12.42%）。公务员累计检出中度及以上水平倦怠程度的检出率为58.16%。10）不同人口学特征公务员职业倦怠状况不同，人格解体和成就感降低得分，男公务员均高于女公务员（P＜0.05），情感耗竭得分，女公务员高于男公务员（P＜0.05）；成就感降低和职业倦怠总体得分，少数民族公务员高于汉族公务员（P＜0.05）；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职业倦怠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情感耗竭得分，＞20年工龄公务员得分最高（P＜0.05），人格解体和成就感降低得分，﹤10年公务员得分最高（P＜0.05）；情感耗竭得分，本科及以上学历公务员低于中专和大专学历公务员（P＜0.05），人格解体、成就感降低及倦怠总分，本科及以上学历公务员高于中专和大专学历公务员（P＜0.05）；情感耗竭得分，未婚公务员低于已婚公务员（P＜0.05）；人格解体和成就感降低得分，未婚公务员高于已婚公务员（P＜0.05）；情感耗竭得分，﹤3000元月收入公务员最高（P＜0.05），人格解体和成就感降低得分，≥5000元月收入公务员最高（P＜0.05）。11）不同人口学特征公务员心理疲劳状况，活动减少、动力下降、脑力疲劳和疲劳总分，男公务员都高于女公务员（P＜0.05），体力疲劳得分，女公务员高于男公务员（P＜0.05）；体力疲劳、活动减少、动力下降和疲劳总体得分，少数民族公务员高于汉族公务员（P＜0.05）；疲劳总分、体力疲劳和动力下降得分，厅级公务员最高（P＜0.05）；体力疲劳得分，10~20年工龄公务员最高（P＜0.05），活动下降得分，﹤10年工龄公务员最高（P＜0.05），疲劳总分，＞20年工龄公务员最高（P＜0.05）；体力疲劳得分，中专和大专学历公务员均高于本科及以上学历公务员（P＜0.05），活动减少、动力下降和脑力疲劳得分，中专和大专学历公务员则低于本科及以上学历公务员（P＜0.05）；活动减少得分，未婚公务员高于已婚公务员（P＜0.05），体力疲劳和疲劳总分得分，已婚公务员高于未婚公务员（P＜0.05）；体力疲劳得分，﹤3000元月收入公务员最高（P＜0.05），活动减少及动力下降得分，≥5000元月收入公务员最高（P＜0.05）。12）不同人口学特征公务员社会支持状况不同，客观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及社会支持总分，女公务员均高于男公务员（P＜0.05）；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以及社会支持总分得分，少数民族公务员最高（P＜0.05）；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得分，厅级公务员最高（P＜0.05）；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得分，＞20年工龄公务员最高（P＜0.05）；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得分，中专和大专学历公务员高于本科及以上学历公务员（P＜0.05）；主观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以及社会支持总分得分，已婚公务员均高于未婚公务员（P＜0.01）；主观支持得分，﹤3000元月收入公务员最低，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得分最高；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得分，≥5000元月收入公务员最低。13）不同人口学特征公务员应对方式状况不同，应对方式的解决问题和求助得分，女公务员高于男公务员（P＜0.05）；自责、幻想和合理化得分，男公务员高于女公务员（P＜0.05）；解决问题和求助得分，汉族公务员高于少数民族公务员（P＜0.05），自责、退避和合理化得分少数民族公务员高于汉族公务员（P＜0.05）；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在应对方式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解决问题得分，﹤10年工龄公务员低于10~20年和＞20年工龄公务员（P＜0.01），自责和幻想得分，﹤10年工龄公务员高于10~20年和＞20年工龄公务员（P＜0.01）；解决问题和求助得分，中专以及大专学历公务员高于本科及以上学历公务员（P＜0.05），自责、幻想及合理化得分，中专以及大专学历公务员低于本科及以上学历公务员（P＜0.05）；解决问题得分，未婚公务员低于已婚公务员（P＜0.01），自责和幻想得分，未婚公务员高于已婚公务员（P＜0.01）；自责、幻想和合理化得分，﹤3000元月收入公务员低于3000~5000元及≥5000元月收入公务员（P＜0.01）；解决问题得分，3000~5000元月收入组公务员最高，﹤3000元月收入公务员次之，而≥5000元月收入公务员最低，求助得分，﹤3000元月收入公务员最高，3000~5000元月收入组公务员次之，而≥5000元月收入公务员最低。14）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不同，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在职业倦怠总分及各项目得分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职业倦怠总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处级、科级、厅级公务员和科员，整体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情感耗竭得分，科员最高，厅级公务员最低，两两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人格解体维度得分，处级公务员最高，科员最低，两两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成就感降低得分，厅级公务员最高，科员最低，两两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心理疲劳测量结果显示，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各项目得分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疲劳总体水平得分，处级公务员最高，科级公务员次之，厅级公务员最低；体力疲劳得分，科员和科级公务员高于处级和厅级公务员（P＜0.01）；活动减少得分，厅级公务员最高，科员最低；动力下降得分，科员低于处级公务员（P＜0.05）；脑力疲劳得分，处级公务员最高，科员最低。社会支持测量结果显示，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各项目得分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社会支持总体水平得分，科员最高，处级公务员次之，厅级公务员最低；主观支持得分，科员和科级公务员高于处级和厅级公务员（P＜0.01）；客观支持得分，科员高于处级公务员（P＜0.05）；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得分，科员和科级公务员高于处级和厅级公务员（P＜0.01）。应对方式测量结果显示，除退避项目外，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各项目得分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解决问题得分，科员最高（P＜0.01）；自责维度得分，科员最低，自责维度得分，科级公务员低于处级公务员（P＜0.01）；求助得分，科员最高，处级公务员最低；幻想得分，科员最低（P＜0.01），科级公务员最高（P＜0.01）；合理化得分，科员最低（P＜0.01），科级公务员最高（P＜0.01）。15）公务员生理健康状况：公务员患病主要是心血管疾病和内分泌和代谢系统疾病，这两类疾病占到公务员总人数的68.0%，占公务员所患疾病的29.8%。公务员患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主要是高血压与冠心病，这两种疾病占到公务员总人数的18.50%，占公务员所患慢性病的85.48%。16）不同紧张水平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高度紧张公务员的中高度倦怠程度比例较高，达到了70.78%。而且每个紧张组的高度倦怠和中度倦怠所占比例较高；不同紧张水平公务员心理疲劳得分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高度紧张水平公务员心理疲劳得分较高；不同紧张水平公务员社会支持得分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随着紧张程度的加深，社会支持逐渐降低；不同紧张水平公务员应对方式得分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不同紧张水平公务员应对方式不同，公务员紧张程度越高，成熟应对方式得分越低，不成熟应对方式得分越高。17）不同职业紧张水平对引起各类疾病及慢性疾病的发生有影响（P＜0.05），随着公务员职业紧张程度的增高，患病比例由高到低为高度紧张、低度紧张、中度紧张。18）公务员心理健康中职业倦怠和心理疲劳与职业紧张得分及应对方式呈正相关（P＜0.05），与社会支持总分呈负相关（P＜0.05）；患病情况呈现同样的相关关系；19）性别、月收入、职业紧张水平和社会支持是影响公务员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P＜0.05）；性别、职务级别、工龄、学历、应对方式是影响公务员心理疲劳的主要因素（P＜0.05）；20）职务级别、工龄、职业紧张水平、职业倦怠和心理疲劳均进入方程，是影响公务员生理健康的主要因素（P＜0.05）；21）不同人口学特征公务员的工作能力有差异（P＜0.01）：工作能力指数得分，男公务员高于女公务员（P＜0.05）；汉族公务员高于少数民族公务员（P＜0.01）；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工作能力指数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厅级、处级、科级公务员和科员（P＜0.05），两两比较，厅级公务员得分高于科员（P＜0.01）；处级公务员得分高于科级公务员（P＜0.01）；不同工龄公务员工作能力指数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10年、10~20年、≥20年（P＜0.01），两两比较，﹤10年工龄组公务员得分高于10~20年及≥20年工龄组公务员；10~20年工龄组公务员得分高于≥20年工龄公务员；大专和中专学历组公务员低于本科及以上学历组公务员（P＜0.01）；工作能力指数得分，未婚公务员高于已婚公务员（P＜0.01）；不同月收入公务员工作能力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5000元、3000~5000元和﹤3000元，两两比较，≥5000元组得分高于﹤3000元及3000~5000元公务员组（P＜0.05）。工作能力指数为优的比例，男公务员高于女公务员，而在工作能力为良、中和差的比例则低于女公务员（P＜0.05）；工作能力为优和良的比例，汉族公务员高于少数民族公务员，工作能力为中和差的比例低于少数民族公务员（P＜0.05）；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工作能力为优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处级、科级、厅级、科员，为良和中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处级、厅级、科级和科员，为差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科员、科级、处级和高级（P＜0.05）；不同工龄公务员工作能力为优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10~20年、﹤10年、≥20年；为良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10年、10~20年、≥20年；为中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20年、10~20年、﹤10年；为差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20年、10~20年、﹤10年（P＜0.05）；工作能力为优和良的比例，本科及以上学历公务员高于大专和中专学历公务员，工作能力为中和差的比例低于大专和中专学历公务员（P＜0.05）；未婚公务员工作能力为优和良的比例高于已婚公务员，而在工作能力为中和差的比例低于已婚公务员（P＜0.05）；不同月收入公务员工作能力为优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5000元、3000~5000元和﹤3000元；为良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5000元、﹤3000元和3000~5000元；为中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3000元、3000~5000元和≥5000元；为差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3000~5000元、﹤3000元和≥5000元（P＜0.05）；22）公务员不同紧张水平工作能力为优和良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中度紧张（62.4%）、高度紧张（58.8%）和低度紧张（50.2%），不同紧张水平公务员工作能力为良和优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均为中度紧张、高度紧张和低度紧张（P＜0.05）；23）公务员不同职业倦怠状态下工作能力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零度和轻度倦怠组工作能力为优和良的比例最高，而高度倦怠组的差比例最高；而且随着倦怠程度的加深，工作能力得分降低（P＜0.05）；24）公务员不同心理疲劳状态下工作能力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体力疲劳组工作能力得分最高，活动减少和动力下降得分最低（P＜0.05）；25）公务员患病与未患病两组比较，工作能力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患病组工作能力为中和差的比例较高，未患病组优和良的比例较高，而且患病组的工作能力指数比患病组低（P＜0.05）；26）公务员不同社会支持水平下工作能力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主观支持组工作能力得分较高，客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得分较低（P＜0.05）；27）公务员不同应对方式水平下工作能力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解决问题组工作能力得分最高，幻想和自责组得分最低（P＜0.05）。28）以性别、民族、职务级别、工龄、学历、婚姻、月收入的人口学特征和患病情况、职业紧张因素与水平、职业倦怠、心理疲劳、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为自变量，以工作能力评分为应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性别、民族、职务级别、工龄、学历、婚姻、月收入的人口学特征和患病情况、职业紧张水平、职业倦怠、心理疲劳、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均进入方程（P＜0.05）；其中，职务级别、工龄、职业倦怠、心理疲劳、患病情况、职业紧张水平的标准偏回归系数绝对值较高。结论：1）公务员在脑力劳动者中承受较高的职业紧张：公务员职业紧张应激因素测量，在复杂性、变化性等的13项维度得分都高于乌鲁木齐市脑力常模。2）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职业紧张因素存在差异：任务危险性是科员的主要紧张因素；交流的可能性是科级公务员的主要紧张因素；合作的需求程度、任务不确定性、工作组织问题、注意力需求、时间压力等是处级公务员的主要紧张因素；复杂性、任务控制、参与、时间控制、合作的可能性、工作干扰以及合作的紧密性是厅级公务员的主要紧张因素。3）公务员职业紧张水平存在人口学差异：女性公务员职业紧张和工作压力的水平高于男性；本科及以上学历公务员的工作紧张指数高于其他学历公务员；厅级公务员的工作紧张指数高于科员，职务级别对职业紧张有一定影响；＞20年工龄组和10～20年工龄组公务员的职业紧张水平低于＜10年工龄组，工龄短的公务员职业紧张程度高；经济收入水平高的公务员职业紧张水平较高；4）工龄、学历是影响公务员职业紧张应激因素结果最多的两个变量，其次为性别、民族两个变量，再次为婚姻、月收入两个变量。5）职务级别、工龄、调节需求、调节可能性均进入方程，是影响公务员职业紧张水平的主要因素。6）公务员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年龄、工龄等会影响职业倦怠的发生，男性、少数民族、高学历、低工龄、未婚和高收入公务员职业倦怠相对较高；而女性、低学历、高工龄、已婚和低收入公务员更容易体验到情感资源过度消耗；7）不同人口学特征公务员心理疲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性、少数民族、高学历、高职级、高工龄、已婚和高收入公务员疲劳程度较高，女性、10~20年工龄及低收入公务员更多地感到心理疲劳；8）不同人口学特征公务员社会支持状况有差异，女性、少数民族、低学历、高职级、高工龄和高收入公务员获得了较高的社会支持，低收入公务员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比较高；9）不同人口学特征公务员应对方式有差异，女性、汉族、低学历、高工龄、已婚和中收入公务员比较倾向于使用解决问题和求助的成熟应对方式，而男性、少数民族、高学历、低工龄、未婚和高收入公务员倾向于使用自责、幻想不成熟应对方式以及合理化的混合应对方式；10）不同职务级别公务员在职业倦怠各维度上都有差异：职业倦怠总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处级、科级、厅级公务员和科员，整体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科员更容易体验到情感资源过度消耗和体力疲劳，获得较高的社会支持，倾向采用解决问题和求助的成熟应对方式；处级公务员工作倦怠和心理疲劳程度相对高，待人方面常采用负性的、冷淡的、过度疏远的态度，获得的社会支持相对少，倾向采用自责、幻想的不成熟应对方式，或者合理化的混合型应对方式；厅级公务员更多地体验到成就感上升；11）心血管疾病（包括高血压和冠心病）和内分泌和代谢系统疾病这两类疾病，是影响公务员健康的主要疾病。不同职业紧张水平对引起各类急慢性疾病的发生有影响，随着紧张程度的增高患病比例也在增高，职业紧张越高引起急慢性病患病率升高的可能性越大；12）不同紧张程度的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差别），高度紧张更易造成公务员感到更高程度的职业倦怠和心理疲劳；高度紧张公务员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少；不成熟应对方式越强，工作紧张越严重；13）不同职业紧张水平对引起各类疾病及慢性疾病的发生有影响，随着公务员职业紧张程度的增高，患病比例由高到低为高度紧张、低度紧张、中度紧张。14）公务员心理健康中职业倦怠和心理疲劳与职业紧张得分及应对方式呈正相关，与社会支持总分呈负相关；患病情况呈现同样的相关关系。15）性别、月收入、职业紧张水平和社会支持是影响公务员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性别、职务级别、工龄、学历、应对方式是影响公务员心理疲劳的主要因素；16）职务级别、工龄、职业紧张水平、职业倦怠和心理疲劳均进入方程，是影响公务员生理健康的主要因素；17）不同人口学特征公务员工作能力有差异，男性、汉族、高学历、处级和科级、高工龄、高收入公务员工作能力较强，分别高于女性、低学历、厅级和科员、低工龄、低收入的公务员；18）不同职业紧张水平公务员的工作能力有差异，不同紧张水平公务员工作能力为良和优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均为中度紧张、高度紧张和低度紧张。如果公务员的紧张处于适度的水平，对于提高健康水平和工作能力是促进作用，但是如果长期处于过于紧张的状态，就会影响公务员的身心健康，从而导致健康水平和工作能力下降；19）不同心理健康状况下的公务员工作能力不同，随着公务员职业倦怠程度的加深，工作能力降低；活动减少、动力下降、脑力疲劳程度越高工作能力越低；20）不同生理健康状况下的公务员工作能力不同，患病组工作能力较低，未患病组工作能力较高；21）主观支持对工作能力的影响最大，主观支持度越高工作能力越好；解决问题对工作能力的影响最大，越能解决问题的公务员工作能力约好，选择幻想与自责方式的工作能力较差。22）性别、民族、职务级别、工龄、学历、婚姻、月收入的人口学特征和患病情况、职业紧张水平、职业倦怠、心理疲劳、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均为公务员工作能力的影响主要因素。其中职务级别、工龄、职业倦怠、心理疲劳、患病情况、职业紧张水平对工作能力的影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