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以挚虞和《文章流别集》为研究对象。第一章讨论了挚虞与魏晋之际的经学关系。认为挚虞属于古文经学一派,主要宗尚王肃的学说。挚虞的礼学与《新礼》的制订关系密切,是在司马昭命荀顗等人制订《新礼》的基础上因革损益,并与傅咸等共同缵续,《决疑要注》即是讨论《新礼》的成果。挚虞的经学代表了西晋学者的主流面貌,既体现了融合今古文经学的时代特点,又反映了博学和精究统一的时代风气,表明了王肃学说的主导地位,显示出挚虞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点明丧礼是当时的讨论焦点,而具体议礼方式受到集解注经的新方法影响。　　第二章探究了挚虞的史官身分与总集编纂的关系。曹魏西晋的秘书监共有十七人,而秘书监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图书的典藏和整理,编撰大型书籍和编纂国史。挚虞曾撰有多部史学着作,而《文章流别集》的编撰与其秘书监身分有关。汉魏以来史学从经学中分离并渐趋独立,文章才能成为史官任职的前提,而目录学中的流别观念、史学中的分类思想、史书的编撰方式都对文章的概念、流别和总集的分类有所影响,也给《文章流别集》的成书提供了史学条件。　　第三章研究了汉魏以来名辩思潮与《文章流别论》的关系。汉魏以来的名辩思潮不仅影响了挚虞的学术思想,而且影响到当时的文学批评。刘劭《人物志》的分类观与魏晋的文体区分关系密切,而偏才说也与曹丕等人的作家论属于同调。名辩思潮影响到《文章流别论》,体现在推动了文体讨论的追根溯源,明晰了魏晋的文体辨析,这些在赋、颂、七体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第四章从西晋文学的视野中观察挚虞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文章流别集》涉及的作家作品以两汉为主,反映了以挚虞为代表的西晋作家普遍以汉代文章作为模拟对象的意识。西晋年间,文人集团活动频繁,挚虞也参与其中,颇有诗文赠答。“八王之乱”导致了文人的分化,一部分热衷政治、卷入纷争,一部分供职内府、继续治学,挚虞属于后者,代表了这部分文人的人生取向。魏晋史学家和文学家的不同立场,对待文学的态度迥然有别,前者以挚虞、李充为代表,后者以曹丕、曹植和陆机为代表,在具体文体风格特征的归纳、代表作品的选择、作品生成的环境、作家的横向和纵向比较、文论概念的创新和保守上互有分歧。挚虞首次将名辩思潮应用到文体辨析,并趋向于细致缜密,建立了文体论的写作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五章对《文章流别集》进行了专门研究。资料和人才的集中、图书修撰风气及普遍的博学修养提供了编纂条件,子书写作的复兴和类书编纂的实践促进了总集的出现。在西晋流行的模拟写作风气背景下,《文章流别集》具有指导写作的编撰宗旨。文章重新讨论了总集和别集的发展和命名历程,指出曹丕在文集发展史上的作用,及书写载体变化推动了文集的繁荣。《文章流别论》基本是因袭前人和时贤的普遍看法,挚虞的功绩是将零散的文体论统筹在一起。最后讨论了《文章流别集》的体例,认为:整体依据文体分类;类分之中各以时代先后排列作家;作家之下有小传,篇前有总论,各体之下有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