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释明权制度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其存在的合理基础在于对当事人主义诉讼观的修正,强化与扩张法官的职能,在当事人事实主张不清楚、证据材料不充分时,给予适当的释明,从而追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以实现诉讼的实质公正。由于法官释明权制度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在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进程中,该制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但是,我国引入法官释明权制度的背景同其在大陆法系产生的背景多有不同。当前的改革方向是向当事人主义诉讼发展,弱化与收缩法官的职权,加强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程序保障。因此,笔者在研究我国的法官释明权制度时,注重结合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背景,立基于我国相关法律的现有规定,来探讨该项移植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如何具体适用的问题。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基本理论,对释明权的内涵、性质和类型等内容都作了具体的论述。一般的定义仅关注法官这一行为主体,笔者在分析释明权的涵义时,注重涵盖法官和当事人这两个角色主体,认为释明权制度是法官和当事人共同作用、参与的一项诉讼制度。释明权的性质在民事诉讼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通过对法官释明权行使特征的分析,结合我国当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背景,笔者将法官释明确定为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双重属性。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将释明权分为不同的类型:事实释明与法律释明;积极释明与消极释明;辩论主义领域的释明与处分权主义领域的释明。第二部分阐述了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历史演变,主要介绍了大陆法系中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具体情况。法官释明权制度最早出现在德国的民事诉讼法中,日本以德国为蓝本也引入了该项制度,随着民事诉讼理论的逐步发展,法官释明权制度逐渐成为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理论内容。随着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相互交流与学习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开始在民事诉讼的程序中赋予法官管理诉讼事项的权能,其中便包含有释明权的因素,但是由于并没有完整的制度体系,在本文中便不再涉及。第三部分论述了法官释明权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引入的理论背景:民事诉讼目的理论,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背景,以及辩论原则。我国的民事诉讼目的采多元说,即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法官释明权制度符合我国的民事诉讼目的理论,有助于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我国正处于由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逐渐转换的进程中,确立法官释明权制度,对法官行使释明权的范围、方式、界限以及救济途径进行明确具体的规定,有利于约束法官职权,使其依法适度地行使释明权。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过程中,我国的辩论原则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内容上引入了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内核,在此背景下引入法官释明权制度,更有利于当事人进行完整充分的辩论,从而促使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切实实现,保障了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第四部分分析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官释明权制度的现状。在立法方面,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法官释明权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中,具体有: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法官行为规范(试行)》。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指导下,各省、市级法院都相继出台了指导法官释明权的规定和意见,客观上促进了释明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第五部分探讨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具体适用,涉及到释明权的行使原则、适用范围、行使方式、救济机制等方面的问题。在论述过程中,依据第一部分的理论基础,借鉴第二部分的国外制度,联系第三部分的理论背景,结合第四部分的现状分析,来阐述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具体适用,从而使该项研究更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我国的法官释明权是一项移植制度,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背景下引入到我国的民事诉讼中,在很多方面还存在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在法学研究者和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法官释明权制度的理论、立法及实践终会走向成熟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