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第四章将自我意识阐述为精神这个唯一的主体外化和回归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对精神和自我意识关系的新解释可谓弥合了西方近代哲学自笛卡尔以来的二元对立问题。那么自我意识在《精神现象学》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围绕这个问题,本文将会引出如下三个问题:首先,精神为何是唯一的主体?自我意识为何在《精神现象学》中被阐释为一个非主体性的精神环节?其次,在自我意识环节所呈现的自我意识的生命规定和自我意识之间的承认活动如何为精神提供自在自为的规定性?最后,精神经验了自我意识环节的一系列内容和规定成为绝对者后,如何分化出人和自由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交织运动又如何使得世界精神（文化）在自我意识环节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思想形态?针对这三个问题,笔者将会给出如下解答:第一,黑格尔批判继承了康德的先验主体思想,他将康德第一批判中纯粹逻辑形式的自身意识改造为《精神现象学》的精神,将先验主体在现象界的自我意识改造为精神运动的环节,以精神思辨运动的方式解决了康德本体界和现象界的分裂问题,因此超越了康德。第二,当意识在生命欲望运动中否定之前获得的一切对象经验后,它就从对象那里返回到自身,于是此前的对象性意识觉醒了自我意识,它获得了“我是我”的形式的规定,然后它把自己作为对象否定了自己。这种欲望运动将一切差别扬弃到形式中,“我是我”不仅是同义反复,更重要的是它将无限的差别都包含自身当中,成为一个“自在的”鲜活流体。这个自在的自我意识将会经历一个从普遍向个别的分化运动和一个从个别向普遍的回归运动,然后获得“我是我们,我们是我”的经验,自我意识就会呈现出“自为的”经验,由此精神便在自我意识环节获得了“自在且自为”的规定性。第三,绝对精神自身分化为人和自由两端,人是在自我意识环节的主奴辩证法中通过劳动逐步社会化出来的现象,另一端的自由概念则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主奴辩证法的三个环节和自由的交织运动将会呈现出斯多亚主义、怀疑主义和哀怨意识三种形态。当主奴分化重新回归统一,精神将引导人走向理性阶段,人在精神文化的教化下成为理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