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自然科学风行，但是精神科学的地位却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之下，狄尔泰提出了“自然需要说明，而精神需要理解”的观点。他对理解与说明进行了划分，以“说明”作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以“理解”作为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从而使精神科学具有了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性地位。狄尔泰这一思想的价值与重要性无疑是不可估量的。正是因为狄尔泰的这一划分，使得“理解”成为精神科学体系不可撼动的方法论基础，促使当时的精神科学的发展重新步入了正轨。但是，正因为狄尔泰的这一将说明与理解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引发了说明与理解之间的长期争论。到20世纪，关于这一争论的基本观点大致分为两派:统一科学派与理解社会科学派。统一科学派将说明的方法发挥到了极致，但也逐渐发现说明的方法无法解释社会现象中的一些基本规范和概念以及事件背后的意义;而以伽达默尔为首的理解社会科学派则使理解方法走到了顶峰，但哲学家们也很快发现这种理解的方法会有使社会科学陷入相对主义的危险。鉴于此，20世纪中叶以来，利科与阿佩尔分别从语用学与先验语用学的角度尝试融合这两种方法论。但是，经过对这一争论的源头进行追溯，再深入研究过狄尔泰关于精神科学体系及其方法论基础的思想，细致分析了狄尔泰探寻精神科学方法论基础的思想脉络后，本文作者认为利科和阿佩尔的这种融合思想还不够完善。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狄尔泰关于“理解”概念的不同解读进行全面把握，再借鉴了20世纪两种方法论融合的趋势，最终提出:应赋予狄尔泰的“理解”概念以新的内涵，即理解与说明分别作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二者的关系是互补的，理解不再是与科学说明完全对立的概念，理解需要加入说明的规范性，而说明也需要理解渗透其中，因此理解是“说明性理解”，而说明则是“理解性说明”。借助于对理解概念的重新定位，本文希望能够平息两种方法论之间的纷争，促进精神科学更完善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