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对“枪手”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探讨。通过对“枪手”现象从古至今历史演变的探寻以构建相关主题的立体框架:对古代“枪手”的称谓、枪替形式、活动领域、历朝对其防范及惩罚措施等史料整理以还原古代“枪手”的生存境遇;对现当代代笔市场的宏观考察以分析其市场化与网络化紧密结合的发展趋势。“枪手”问题所引发的不良效应是综合性的:就个体层面而言，雇者与“枪手”从长远看都将得不偿失，同时，其不当获利也挤压了非同类者有限的社会资源空间;就国家层面而言，“枪手”现象造成了国家经济的重大损失，使得国家通过正常考试遴选人才的通道受堵，更让中国创新竞争力提升举步维艰;就社会层面而言，“枪手”问题不仅扰乱了公平竞争的社会秩序，降低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社会仿效”更使“枪手”替考的危害衍生化。“枪手”代考交易行为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雇主作为被弱化的强势者，对于制度化文化资本在心存质疑的同时不得不做出行动上的妥协。“枪手”也面对着被利用的牟利者的角色尴尬，只能通过为他人获取符号资本的方式谋取利益。与此同时，溢于言表的文化资本的特殊性、过度异化的社会场域、表里不一的社会风气、无伤大雅的惩处结果，都是共谋完成的外在社会条件.最后，行动者双方依托经济委托关系、人情伦理关系、权力政治关系实现了利益互换。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快速发展但规范建设却相对滞后.雇主通过“枪手”替考获取制度化资本的不当方式便是社会个体未按章办事的具体表现。为规范教育考试领域，笔者以为有必要从教育、法律、道德三大路径对“枪手”予以追击。就教育规范而言，应以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整合教育市场规范。针对法律规章惩治代考行为的软弱性、无序性随意性，应设置组织考试作弊罪、并采取对“职业代考者”施行限制人身自由并处罚金等多项措施。最后，为更好地发挥软性道德标准的配合作用，针对道德舆论的弱现实意义，应加强道德诚信舆论的明晰性引导，并完善以考试诚信档案建设为代表的道德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