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期居高不下的高储蓄率一直是学术界及政策制定部门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在居民部门的储蓄持续超常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长期呈下降趋势。同时,就收入的可比水平而言,中国农村家庭用于储蓄的比率高于城市家庭,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低于收入较高的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关于中国长期以来居民高储蓄率的原因,研究者的看法不尽相同。文献中经常提到的解释因素包括：居民收入水平和居民抚养系数、人口结构变化、收入分配不均等。此外,许多研究从经济转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制度缺失等角度寻求合理的解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预防性储蓄理论和流动性约束理论。这两种理论可以较好地对高储蓄率做出解释,也从现实中找到了证据支撑。然而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各种刺激内需政策的出台,高储蓄率的现实并未发生明显改善,这说明还可能存在着其他导致高储蓄率的影响因素,消费者的“习惯形成”因素就是其中之一“习惯形成”假说认为效用函数在时间上是不可分的,当前的效用不仅依赖于当前的支出,还依赖于用滞后支出表示的“习惯存量”。在给定的当前支出水平下,习惯存量越大、效用越低,消费者得到的满足不再来自于他的全部消费,而仅仅来自超过他的习惯消费水平所需要的额外消费。在持久收入面临冲击时,习惯形成使得消费者对于消费的调整更加缓慢,而且习惯形成本身也会引起除预防性储蓄以外的储蓄,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习惯形成提供了进一步消费的动机,消费者希望消费水平只升不降。习惯越强,从给定的消费水平中得到的效用越低,为获得相同的效用需要的支出就越大；另一方面,预期到这种情况,一个具有时间不可分偏好的理性消费者为了保证当期消费始终大于习惯存量,势必要适当降低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习惯形成参数越大,消费者便越谨慎,积累的储蓄就越多。事实上,消费习惯意味着消费者不仅关心其消费水平而且关心消费增长率,在正的收入冲击以后,消费者将缓慢调整其消费水平,因为一个迅速的调整将创造一个影响未来效用的习惯存量。因此,正的收入冲击意味着缓慢的消费反应和更高的储蓄。本文利用家庭水平的“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分别对中国农村家庭和城镇家庭的总消费和食品消费行为中的“习惯形成”效应进行了研究。本文首次整理出CHNS中1989-2006七个调查年度的家庭食品消费支出的数据,然后以家庭的食品消费作为非耐用品消费的代理变量,从而得以将非耐用品消费数据从总消费中分离出来,并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来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习惯形成”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近年来中国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不振及高储蓄的现象,第一,城镇及农村家庭的总消费支出不存在习惯特征,因为总消费中同时包括了非耐用品和耐用品消费的信息,具有较大的干扰性。然而,以食品消费为代理变量的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存在着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即使在控制了城镇及农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是稳健的。这说明消费者追求的目标是保持消费长期稳定的提高,其习惯形成特征导致其消费行为更加谨慎,从而能从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农村及城镇居民家庭的高储蓄率做出解释。但是,本文所得到的食品消费的习惯形成参数比以往用总量数据得出的估计值要小,这是因为总量数据中无法控制的非观测异质性会夸大习惯效应。第二,不确定性因素也显著影响农村和城镇家庭的消费行为,农村和城镇家庭存在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但是“习惯”因素对食品消费的边际影响比“预防性动机”更为重要。这是因为食品的需求弹性通常比较小,因此,在食品的消费决策中,预防性动机所起的作用不如“习惯”所起的作用大。因此,以往研究在不考虑“习惯形成”因素的条件下,得到的“预防性动机”强度是不准确的。不仅如此,本文还发现“习惯形成”的大小与农村和城镇家庭的富裕程度也有显著关联,越富有的家庭,其习惯形成特征就越强,储蓄倾向也越高,这从习惯形成理论的角度支持了收入分配不均导致居民高储蓄率的解释。农村家庭的食品消费受习惯形成和不确定性的影响都比城镇家庭要大,也就是说,农村家庭的习惯引致的储蓄动机和预防性储蓄动机都较城镇家庭要大。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以及长期以来国家以牺牲农村和农业的利益支持城市和工业,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完善,为了应对这些客观现实及预期,农村家庭比城镇家庭体现出更高的储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