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富案”到“华工案”,再到《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以下均简称为《九民纪要》）的出台,司法机关对于对赌协议相关的裁判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纪要出台之前,只认定投资人与目标公司股东双方之间的对赌是有法律效力的,现在若投资人和目标公司之间进行对赌,其民事法律行为也被认定为是有效的;之前对于对赌协议相关的司法裁判只是着眼于效力问题,但是现在不仅仅只关注于效力问题,同时也对对赌协议如何履行以及履行过程中出现问题如何解决进行了相关规定。《九民纪要》的出台,体现了司法领域希望对赌协议以后可以在我国更好发展、推动经济市场交易,同时也肯定了对赌协议在我国私募股权投资方面发挥的作用。虽然司法领域在对赌协议的效力认定和履行机制方面进行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其在实际的履行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通过搜集对赌协议案例并对其进行分析和汇总,可以发现造成履行障碍原因有:一是将股权回购与减资进行捆绑,错置了两者间因果逻辑关系。股权回购是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方式之一,可能导致出现减资结果,但其目的并不一定是减资。公司减资除通过股权回购外,还可以通过股份合并、降低股份面值和减少股份数额等方式,而且在完成股权回购后不一定都要进行注销实现减资,也可以用于异议股东请求收购股份或者对公司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与此同时,在实践中目标公司进行减资也面临很大困难和压力,所以难以完成减资。二是目标公司援引资本维持原则主张履行不能。《公司法》基于资本维持原则,对于公司资金的各种流转都进行了详细且严格的限制,因为投资人在签订对赌协议后,其身份便为公司的股东,也要与公司一同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与此同时,协议的履行更需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由于我国在有限责任公司方面,实行认缴资本制,废除了公司法中的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并取消了强制验资程序,所以之前根据资本维持原则所确定的一些规定未能够与时俱进,不能达到其预期效果。实践中,在要求目标公司履行对赌协议义务将股权回购或者对其进行现金补偿时,没有足够可用的资金、履行会损害公司股东、债权人利益、公司未完成股东决议等均是其拒接履行对赌义务的理由,因问题都属于公司自治范畴,故投资方难以通过法院寻求救济。三是在现金补偿的履行中,僵化适用公司法的相关内容。《九民纪要》中强调,在投资方请求目标企业进行现金补偿时,要提前审查目标公司是否有足够利润补偿投资方,若利润不足以进行补偿则不符合公司法中相关规定,法院则需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若只允许在可分配利润范围对投资方进行补偿,则很难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且“可分配利润”没有明确的相关规定,难以对其进行界定。本文主要对于对赌协议在履行中所存在的障碍、国外的经验借鉴和如何完善对赌履行机制进行分析,不再对于对赌协议的效力问题进行赘述。通过分析对赌协议履行中存在问题和资本维持原则的利弊,并借鉴Thought Works案中对赌协议相关司法裁判,从灵活变通减资程序、明确举证责任、董事会中心主义等方面提出完善对赌协议履行机制的建议。明确对赌协议的效力问题已经达成共识,只是履行问题仍亟待解决,若推翻资本维持原则则属于矫枉过正,所以可以在坚持资本维持原则规制下,对股权回购和现金补偿的资金来源进行限制。在回购股权方面,减资不再必须作为回购股权的前置程序,而是仅在限定即需要提前进行减资程序的时候进行适用;在现金补偿方面,可以借鉴“法律上可使用的资金”范围进行界定,而非仅仅依赖于公司资产负债表中数据对目标公司实际履行对赌义务能力进行评估;举证责任方面,可要求目标公司主张其履行存在障碍时需其自身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投资方仅就其反驳承担举证责任;在法院裁判方面,不仅要依据《九民纪要》规定,还要综合考虑我国《公司法》中保障公司与债权人利益的相关规定,并依据目标公司当前真实财务状况,摒弃全赢或全输的裁判思维,拓宽可部分履行、延期履行或者分期履行等可能裁判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