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计划生效需要法院的批准,而法院是否批准重整计划直接决定着破产重整能否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经过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并对相关重整参与人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的表决结果,法律将法院的审查批准分为正常批准和强制批准两种情况。正常批准因获得了债权人会议的通过合意,形式上体现了破产重整相关参与人的高度意思自治,因此导致实践中法院对重整计划的审查流于形式,看似彰显了现代法治中私权自治精神与司法审慎适用公权力的统一,实质上却侵害了少数异议者的正当权利;强制批准是出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考虑,在未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情况下,依债务人或管理人的申请,法院利用公权强制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凸显了私权自治和司法公权确认之间的矛盾。在此过程中因为法院一般难以客观公正准确的评判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在现实中,时常会牺牲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来弥补以社会公益为名的债务人企业财务漏洞。然而,目前我国破产立法未能给异议重整利害关系人提供有效的事后救济机制,造成债权人与债务人企业之间甚至与法院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尤其是今年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导致大量企业陷入破产困境,破产重整制度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将承担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因此,亟需对重整计划批准制度进行反思和重构。本文除引言与结语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相关的基本理论进行梳理,该部分是本论文的论述基点。首先,介绍破产重整制度和重整计划的基本概念、特征,随后简要分析重整计划的性质,最后着重论述重整计划在破产重整制度当中的地位。第二部分介绍重整制度的正当性以及论述我国勤勉义务与商业判断规则的关系,再分别论证两者与重整计划批准制度之间的联系,为论文后续提出完善路径提供理论支撑。第三部分运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按照法院正常批准和强制批准的分类剖析与总结我国企业破产重整计划批准制度存在的立法问题与实务问题。为后文提出完善路径奠定基础。第四部分是针对第三部分出现的问题,提出有差异性的切实可行的完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