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新冠肺炎疫情中,公众对疫情的风险感知是危机管理的重要方面,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居较高是我国政治的一个鲜明特征,这种信任使得政府对疫情的风险研判和信息通报会成为公众对疫情认知的第一印象,尤其在公共卫生事件这种信息专业性强、人身危害性大的社会危机中,人们对于政府发布的疫情信息会给予更高的信任值和期待,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会对个人的风险感知产生影响,现有研究将公众政府信任度分为公众政府能力信任度、公众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冠肺炎疫情中,公众对疫情的风险感知是危机管理的重要方面,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居较高是我国政治的一个鲜明特征,这种信任使得政府对疫情的风险研判和信息通报会成为公众对疫情认知的第一印象,尤其在公共卫生事件这种信息专业性强、人身危害性大的社会危机中,人们对于政府发布的疫情信息会给予更高的信任值和期待,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会对个人的风险感知产生影响,现有研究将公众政府信任度分为公众政府能力信任度、公众政府善意信任度和公众政府诚信信任度三种类型并探讨不同类型公众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对于风险感知则将其划分为认知型风险感知和情感型风险感知两种类型探究其影响因素。此外,风险沟通效果在风险事件处理中的中介作用得到了广泛的证实。本文基于以上研究,尝试探讨公众政府能力信任度、公众政府善意信任度、公众诚信信任度分别对疫情中认知型风险感知和情感型风险感知的影响,以及风险沟通效果在不同类型公众政府信任度对不同类型疫情风险感知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以武汉市民为调查对象,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共搜集378份有效样本,随后运用SPSS 26.0和AMOS 26.0软件对其进行数据分析,构建九个结构方程模型,分别验证了公众政府信任度对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以及风险沟通效果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公众政府信任度对疫情风险感知有负向影响;（2）公众政府信任度对风险沟通效果有正向影响;（3）风险沟通效果对疫情风险感知有负向影响;（4）风险沟通效果在公众政府信任度对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中具有一定的中介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从提升公众的政府信任度、提高风险沟通的质量、增强公众风险意识三个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应对风险事件的政策建议。
其他文献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之一,与此前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同对于生态环境责任追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两诉在规范构造、适用范围和责任形式上的趋同性,不利于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于生态环境保护。为了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各司其职和各尽所能,本文梳理了关于两诉的制度定位和适用衔接的研究成果,通过比较和分析提出两诉的制度定位的差异,为两诉的适用和衔接提供建议。首先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64亿,预计“十四五”时期这一数字突破3亿,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指出,国家稳定、社会和谐、百姓福祉与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息息相关。对比并学习借鉴国外养老服务政策规划的先进经验,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完善老龄化战略的政策措施。本文基于公共政策理论和需求理论,从全球养
随着网络化和信息化水平的逐步提升,我国政府持续推进电子政务的发展和信息化政府的建设。政务APP是政府部门为满足政务需求依托互联网技术整合现有政务平台资源所开发的移动应用程序,凭借其优势突破传统平台局限性,成为理想的政务服务提供平台。尽管各级各地政府投入大量资源部署政务APP,其在实际应用中面临用户持续使用意愿不高的困境,使得平台的政务服务提供效果和预期公共收益大打折扣。如何以满足公众需求为导向,促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产业已成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自2014年贵阳市率先出台大数据产业政策以来,截止到2021年12月底,全国共有118个地级市采纳了大数据产业政策。我国大数据产业政策扩散过程中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影响大数据产业政策扩散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加快推动大数据产业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扩散?这些问题值得研究。首先,本文对我国地级市层面大数据产业政策扩散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
随着跨域事务频现对于政府治理结构及其治理能力提出新的挑战,构建跨行政区的合作关系逐渐成为当前政府部门治理跨域问题的必然选择。在中国治理情境之中,中央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和手段推动地方政府之间开展合作行动以应对多元的跨域公共事务,在实践中形成一种超府际合作模式。与常规府际合作模式不同,超府际合作通过中央的纵向干预来拓展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及其合作可能,不仅突破属地管理原则和“烟囱”式治理结构,
位于城市中心区的专业市场在过去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揭开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序幕,为地方区域性经济的蓬勃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随着城市发展速度的提升,城市的功能定位和格局也随之发生的改变,老旧市场的地理区位从边缘地带逐渐转变为现在的城市中心区,逐渐带来人口上溢、交通堵塞、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特别是在2014年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政治高度下,政府首次将专业市场作为疏解外迁的重点对象,各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互联网+”已经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行各业。“互联网+政务服务”应运而生,如今方兴未艾。各级政府纷纷推出政务APP,线下办事变成线上预约,人找服务变为服务找人。然而,在政务APP建设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功能单一、用户体验感差、运营维护缺位等。这些问题造成当前政务APP使用率不高、用户粘性不足,不利于“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发展。如何从用户视角出发,实现政务APP功能与用户
公共政策的有效落实不仅能够彰显中央政府的权威,也表征着地方政府的实践能力。然而,“多任务”治理情境下的公共政策地方实践常常未能完整实现预期目标,甚至呈现出复杂的实践样态。因此,为打开公共政策地方实践过程的“黑箱”,本文致力于探究以下问题:中国的公共政策整体上可以细分为哪些类型?不同类型政策的地方实践过程是否存在差异?在“多任务”治理情境下,影响地方政府差异化行为选择的主导逻辑和关键变量分别是什么?
新一轮科技创新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着人们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健康码的广泛使用又加速了移动政务平台的推广应用,但与此同时,以老年人为代表的数字弱势群体由于不会注册和更新健康码等问题频频陷入技术困境。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电子政务公民采纳与老龄化问题的过往研究成果基础上,选取老龄化程度和电子政务发展水平都较高的CZ地区开展调研,以探究新情境下老年人对于移动政务平台的采纳行为
我国老龄化问题加剧背景下,养老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社会保险中的养老保险计划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制度安排。经过二十多年创新和发展,新型的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担的“三支柱”养老模式中“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在维护我国稳定发展过程中起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根据公共产品和顾客满意度理论,基本养老保险作为政府提供的准公共产品,其感知可能会对产品提供者即政府的信任度产生影响。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