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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农民工数量的快速增长,农民工群体步入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出生的拥有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己然产生并颇具规模,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61.6%,高达1.41亿。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独特的群体特征和生活经历、较强的竞争优势、较强的维权意识以及有主动积极地去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的动机不再是纯粹地为了打工挣钱、回乡建房、完婚和生孩子了,他们的生存理性已经被其社会理性所取代。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理念、文化水平、思维方式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他们却要面对和老一代农民工总体相似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社会的整合不合理以及外部世界特有的制度障碍与人为隔阂使得他们很难能够融入到城市的主流社会。一方面,现实生存的巨大压力和制度障碍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更能深刻体会到在城市生活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在再社会化的过程中,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更多的保障,但是侵害农民工权益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尤其是在面对不合理的社会整合状况或者争取体面劳动、尊严生活、维权不能实现时,他们很容易产生反社会情绪或者自暴自弃、对社会采取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选择极端悲惨抗争方式---自杀来寻求自身的权利、维权以及社会的承认。在查阅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成果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自杀或自杀预防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不合理的社会整合状况或者争取体面劳动、尊严生活、维权不能实现时采取的极端抗争式自杀研究更是很少。直到深圳富士康发生“N连跳自杀事件”曝光后,新生代农民工自杀问题才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并且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N连跳”事件发生的原因。然而,笔者认为,这仅仅只是为破解富士康“N连跳”具体事件而提供的具体解决思路,仍是属于对策层面的分析和研究。也许,还有很多这样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的事件我们并不知道。据相关资料显示,深圳富士康“N连跳”自杀事件以前,就已经有9宗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的案件发生,甚至在“N连跳”自杀事件后,浙江台州就发生了3名新生代农民工相约服毒自杀的事件,然学界却鲜有关注和研究。故此,本文以深圳富士康“N连跳”自杀事件为典型案例,以独特的观点即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采取极端自杀是因为自杀是其寻求自身权利、维权以及赢得社会认同的一个抗争手段,从社会学的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抗争式自杀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这样,无论在学术上、破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上以及具体介入处理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的问题上,都会具有特别的意义。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是绪论,主要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进行了交代;第二章,对本文“新生代农民工”、“抗争式自杀”及“整合”这三个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本文行文基础的“自杀理论”和“自杀压力不协调理论”基本理论进行了梳理;第三章,用文献法的研究方法对富士康“N连跳”自杀事件进行了详细描述,并且对富士康“N连跳”自杀事件进行了定性;第四章,用社会学的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抗争式自杀作出分析,尝试着探索自杀背后的真正原因,这也是本文的重点所在;第五章,针对第四章分析得出的原因给出简单的应对措施策。